——天津濱海新區開發觀察
    ６月的天津，激揚著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中國正把目光投向天津，將部署規劃開發天津濱海新區，以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第三極”環渤海區域的發展，輻射“三北”，改變中國經濟“南快北慢”的局面。
    沿著時光回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國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選擇開發深圳，帶動珠三角，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嶄新局面；９０年代，中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選擇開發浦東，帶動長三角，中國進入了政治、經濟的繁榮盛世。
    今天和前２０多年相比，一切是那樣的相似與和諧。這相似中蘊涵的是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必然邏輯，即中國需要若干個啟東開西、承外接內、輻射全國的戰略區域，帶動和支撐全國的經濟增長。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將掀起中國發展的第三波高潮。
    如果說開發深圳、開發浦東的初衷更多體現的是國內戰略的話，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則凸顯出全球戰略層面上的嶄新意義。天津濱海新區開發的戰略設計沒有僅限于濱海的濱海、天津的濱海、環渤海區域的濱海，而是將坐標定位在了整個國家戰略的高度，定位在了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平臺。這正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下，走改革開放道路，融入國際社會的必然邏輯。
    中國東部第三次大規模開發
    天津濱海新區位于中國大陸東部的北端。天津濱海新區開發戰略是中國大陸東部的第三次戰略布局，這一戰略部署，將使中國經濟發展形成依托“東部三極”輻射帶動中西部更大區域的整體態勢。
    歷史的節點如此清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國部署開發深圳、９０年代開發浦東，中國經濟開發開放成功走出了一條“極點牽引型”路徑：珠三角、長三角迅速躍升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兩極”——
    在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指示廣東省委負責同志：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被劃出的“一塊地方”是當時中國南海邊一個人口不足三萬的邊陲小鎮深圳，１９７９年設市。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深圳經濟特區設立。深圳特區——昔日的小漁村，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試驗場”。珠三角成為中國最先快速發展的地區，形成了中國經濟第一增長極。
    １９９０年4月，中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決策，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此再創新局。浦東成為中國上世紀９０年代改革開放的重點和標志。浦東的開發開放，不僅重塑了上海國際中心城市的地位，而且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帶動了長三角發展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長三角形成了中國經濟第二增長極。
    在中國經濟版圖上，經濟界人士將天津濱海新區與深圳、浦東并稱為中國東部沿海“南中北”三大具有相似戰略功能的“極點”。天津濱海新區的優勢究竟在哪兒？打開地圖，可以看到，環渤海地區是一個圓心在渤海且弧度較大的半圓形地帶，是一個以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京津冀為主的環渤海經濟圈。天津濱海新區位于天津市區與海濱之間，包括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保稅區、天津港、塘漢大三區和東麗、津南區的一部分，擁有１５３公里的海岸線，恰好位于渤海半圓形地帶的中心位置。
    如果把天津濱海新區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上，還可以發現，它連著一座橋——歐亞大陸橋。以天津濱海新區作為橋頭，經過京包線，轉集二線，后經蒙古人民共和國，轉入俄羅斯西伯利亞鐵路，或者，通過天津至烏魯木齊的鐵路大動脈，轉入中亞到歐洲。天津濱海新區是東北亞地區通往歐亞大陸橋距離最近的起點，是從太平洋彼岸到歐亞內陸的主要陸路通道，也是華北、西北以至于中亞地區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通道。無疑，天津濱海新區具有啟東開西、承外接內，輻射華北、西北、東北亞、中亞的強大戰略功能。
    觀察家認為，正如深圳對于珠三角、浦東對于長三角和長江經濟帶的戰略牽引作用一樣，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將帶動環渤海地區發展，將是中國繼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發深圳、９０年代開發浦東之后，又一個區域開發的重大戰略舉措。
    改變國內發展“南快北慢”局面
    從國內視角看，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具有相當急迫性。
    中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一個“北部問題”。從東部看，南北發展不平衡；從全國總體看，南北發展亦不平衡。
    ２６年的改革開放，以深圳特區建設為突破口的珠三角地區，以浦東開發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先后實現了快速發展，推動了整個國家波瀾壯闊的發展大潮。如今，珠三角正在向“泛珠三角”邁進。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有力帶動了擁有３億多人口、１８０萬平方公里的長江流域的發展，使對外開放呈現出從沿海向內地縱深推進，龍頭帶動全局的嶄新格局。長三角和珠三角都已經找到各自的發展模式和合作路徑，開始了合力基礎上的整體提升。
    相比較而言，環渤海地區卻有些沉寂。環渤海區域內經濟合作自上世紀８０年代提出后一直處于構想和醞釀階段，十幾年來走走停停，并沒有形成有區域發展特點的發展模式。環渤海區域一體化的口號提得早，但進展一直緩慢。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環渤海地區越來越明顯地落后。統計資料顯示，２００３年環渤海經濟圈的經濟總量相當于長三角經濟圈的４５.３％，比珠三角經濟圈低１０％。在中國經濟總量中，長三角占到１７％，珠三角占９％，而京津冀地區僅占８％。
    環渤海地區涉及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五省市，面積占全國國土的５．４３％，人口占全國人口的１７．４８％。環渤海經濟腹地涵蓋華北、東北、西北地區以及華中的內陸地區河南，約４．９億人，占全國人口的３７．８８％。這么大的區域如果長期發展緩慢，恐將對中國總體經濟社會穩定產生威脅。
    此間觀察家認為，珠三角地處中國大陸東部的南端，長三角地處中國大陸東部的中端，擴散效應難以“達則兼濟天下”。而西部和東北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于打基礎的階段。要促進中國經濟的全面起飛，必須在北部地區構建輻射能力更強的新增長極。從戰略決策角度看，天津濱海新區開發的一個重要主旨，就是通過“激活”中國大陸東部的北端增長極環渤海地區，輻射和驅動中國北部地區、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解決南北經濟發展差距問題。
    呼應國際戰略中的“北部機遇”
    從國際視角看，天津濱海新區開發有著太多的戰略意義。
    中國在對接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著一個“北部機遇”。從地緣戰略上看，中國要走向世界，拓展國際空間和影響，其國際戰略大通道主要有4條，即東北亞通道、中亞通道、南亞通道和東南亞通道。而中國境內對接東北亞通道、中亞通道的前沿區域均在北部地區。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形勢下，東北亞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區域ＧＤＰ約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占亞洲的７０％以上。中國環渤海區域瀕臨日本、韓國，處于東北亞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中國參與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前沿陣地。未來在東北亞合作中，中國參與的主要地區是環渤海。環渤海地區在吸納日韓產業轉移中具有更多的機會和優勢。
    進入新世紀，中亞在全球地緣結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一是“陸橋經濟”時代到來，歐亞大陸橋將中國內陸腹地與中亞、歐洲國家緊密連接起來，同時為日本、韓國與歐亞國家的貿易發展開辟了一條重要通道。二是中亞國家地跨亞歐兩大洲，遼闊的土地上蘊藏著豐富的資源，特別是緊缺資源，正成為世界大國角力的重要區域。中國西部地區、北部地區地處歐亞大陸橋的戰略要地，西北地區還是中國向中亞國家開放的門戶地區，具有地域靠近的比較優勢。歐亞大陸橋這一大通道，將使中國對外開放總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由總體上向東開放，轉變為“東西進出”，使西部地區、北部地區成為對外開放的新前沿。
    從東北部地緣和西部、北部地緣看，提升環渤海區域和中國北部經濟綜合競爭力，成為中國參與周邊區域合作和競爭的迫切需要。
    天津濱海新區作為歐亞大陸橋東部的主要起點，地處陸橋經濟帶與東北亞經濟圈兩大國際經濟區域的結合部，也是西部、北部地區走向世界最寬敞的東大門。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將有力拉動環渤海區域發展，有力輻射帶動西北部開放，加快西北部地區融入全球化進程，形成開放性經濟。從而實現中國北部地區“走海路與通陸路并舉”，迎來“左右逢源”的光明前景。如此一來，中國北部這盤棋也就下活了。
    發揮“戰略效應”培育北方市場力量
    從戰略效應看，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對于較顯“沉悶”的中國北方，猶如一劑強心針，將激活北方市場。
    中國“北部問題”的實質就是市場力量不足。除環渤海地區外，大部分北部地區受計劃經濟傳統影響較深，對外開放的程度尚處于初級階段，市場化程度低，人們的思想觀念、企業的市場經營意識，遠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要求。事實上，前２０多年的對外開放觸角在這些地區并沒有深度潛入。
    國務院振興東北辦有關負責人在最近舉行的第二屆中韓高層財經會議上直陳，東北地區存在的突出問題仍是市場化程度低。２００２年中國各省市市場化程度總體排序：遼寧9位、吉林２０位、黑龍江２１位；三省進出口總額占全國比重分別為３.５％、０.６％、０.７％。三省銷售收入超過５億元的民營企業僅３０多家，相比之下，浙江一省就有１６０多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如果從進出口和外資利用占全國的比重看,大西北地區對外開放的程度最低，２００１年大西北地區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僅為０.８４％，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僅為０.３１％，與開放程度最高的南部沿海地區有著天壤之別。黃河中游地區，包括陜西、山西、河南、內蒙三省一區，對外開放也明顯不足。即使在環渤海地區，市場力量至今也還未成為主導力量。行政高于市場的現象普遍存在，行政區域利益主體意識強，區域聯系不夠緊密，生產要素流動不夠順暢。
    一個區域的發展需要擁有一個具有強大輻射功能的中心。環渤海地區天然的中心是首都北京，北京在成為政治中心的同時，也在大力向“經濟中心”靠攏。但北京在具有強大“吸聚”效應的同時，卻缺乏對周邊乃至“三北”地區的經濟輻射效應。北京“經濟中心”的角色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天津作為北方經濟中心的發展。
    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將牢固確立天津作為北方經濟中心的地位。這一戰略在實踐中的具體展開，將加大市場要素供給，加速打破環渤海地區行政區域壁壘，并通過其在歐亞大陸橋和“三北”地區出海口的核心位置，輻射北方大部分地區，使整個北部地區逐漸成為開放前沿，這種開放意味著經濟的交融、市場的開拓，文化心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革，從而加速北部地區市場經濟發展。
    樹立全球戰略意識進行“雙模式開發”
    與深圳開發、浦東開發相比，天津濱海新區開發所處的發展環境已大不同。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日益加劇。天津濱海新區開發戰略是在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下啟動的，需要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慮發展方略，進行國土綜合規劃，以有效集聚全球性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應樹立全球戰略意識，結合臨海型經濟模式與臨空型經濟模式進行有序的“雙模式開發”。
    按臨海型經濟模式開發。臨海型經濟是擁有海岸線的國家充分利用海運物流的國土開發模式，依托低成本的海運，調配全球的經濟資源，在深水港附近陸地區域發展工業產業，形成產業集聚。天津濱海新區擁有港口、海洋、腹地等優勢，具備發展臨海型經濟的優越條件。
    從現實層面看，目前要做的有兩方面：
    一是抓住現代物流蓬勃發展的歷史機遇，努力建設現代化港口，建成北方航運中心；努力把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成連接歐亞大陸和太平洋的中國北方國際物流中心。
    二是以全球視野考慮產業結構選擇。世界制造業正在經歷從歐美日韓向中國大陸的轉移，中國正在迅速成長為世界制造基地，“世界制造基地”將成為中國在２１世紀全球競爭中爭取主動權和領導權的基地之一。天津濱海新區不發展強大的制造業就不可能有強大的服務業，就不可能有協調中國南北東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實力，更不可能形成“全球控制能力的生產”。由此，必須抓住世界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把濱海新區建設成為高水平的現代化制造基地。
    按臨空型經濟模式開發。臨空型經濟是以航空運輸作為全球性物流和人流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研發等為主要內容的知識經濟的主要發展模式。天津濱海新區臨近天津、北京空港優勢，腹地環渤海地區又是全國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信息和對外交往中心，因此具備大力發展以研發為主要內容的知識經濟的優越條件。
    新潮拍岸，風帆滿掛。
    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并引領中國區域發展重點北移。中國的發展高潮必將推涌起一個更為迅猛的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