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其后續效應恐將在國際市場上延續數年之久，迫使中國和其亞洲鄰國放棄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型。
　　華府推出7,000億美元抵押貸款救市計劃，將重新形塑美國金融業的風貌，可能會出現一至兩個世代的轉變，其演變方向尚不明朗，但對全球其他地區所帶來的后續效應將相當深遠。
　　對于亞洲國家而言，此波金融動蕩將帶來出口轉弱這一無可避免的結果。
　　美國在歷經多年的透支之后，將得要重新累積儲蓄，因此消費將會減少；中國、臺灣、香港及韓國對美國的出口力道已然轉弱。
　　填補需求空缺已成為當務之急。
　　“我認為這對中國而言是一警訊。”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表示。
　　羅奇預期，美國平均經濟成長率將從過去13年的3.2%，降至未來2-3年的不到2%。消費成長幅度可能降至約2%，不到原來的一半，此乃受債務負擔的影響。
　　隨著景氣寒風吹向歐洲及日本，羅奇預期這將導致中國出口大受沖擊，進而使其目前約10%的經濟成長率降至約8%，從2007年的成長11.9%進一步下滑。
　　“突顯出出口產業暢旺且非常龐大、但面對外部沖擊卻沒有活絡的內需時，濟成長將面臨更高的風險。”周末在天津舉行的國際經濟論壇上表示。
　　振興景氣政策紛紛出籠
　　區域間各國央行已經做出回應，包括臺灣、中國、澳洲及紐西蘭等地均已調降利率。
　　寬松銀根實為一良方，特別是在通膨風險消退之際。許多國家也提出財政刺激政策。
　　但要刺激內需也需要借助于長期改革，而這些長期改革有時會動搖經濟的根本，例如日本得要放寬外國投資限制、馬來西亞得要減少對國內受優待集團的保護、而菲律賓及香港則是得要讓強勢企業面臨更多競爭。
　　就算時機最佳，在政治層面上這些都是困難重重的問題。所以經濟學家希望政府在時局順暢的時候推動改革。
　　然而這些國家往往逃避這些挑戰，自滿于壓低匯率以仰賴出口需求的政策。
　　香港高盛研究中國的分析師梁紅和宋宇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一貨幣的匯價遭到低估，等同于折損內需，這顯然無助于讓全球經濟重新恢復平衡。
　　這樣的事證在中國尤其明顯;去年中國家庭消費僅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3%，為一主要國家在承平時代前所未見的低點。
　　這就意味著，在全球經濟進一步滑坡之時，沒有足夠的內需來撐住經濟。梁紅和宋宇在報告中寫道:“中國抵制人民幣升值的真正代價如今變得更明顯。”
　　不要逃避改革
　　那麼，到底該如何做呢?
　　對中國來說，就是要誘導消費者少儲蓄、多消費。而要使民眾有信心增加消費，中國政府就必須在醫保、教育和退休保障方面下更大力氣。不過，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行政架構、確保公共資金得到合理支配，是需要時間的。
　　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我擔心的是，其實中國可以做很多事情來促進國內消費，其中包括財政方面，但這其中沒有一件是能很快開始的。”
　　“歷史證明，從出口驅動型經濟向內需拉動型轉變的過程往往是漫長的，而且總是艱難的，”佩蒂斯說，“很難預見可以做什么來促成下一年的轉變。”
　　對亞洲地區來說，要想內需更加強勁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要有一個更有效的財政體系。很長時間以來，亞洲國家實際上是將管理超額儲蓄的工作交給了華爾街。
　　如果亞洲國家的貿易順差現在開始萎縮、更多的資金留在國內，那么最終該地區將必須進一步深化債券市場，促進金融創新，以便投資能獲取豐厚回報。
　　不過復雜的新式債券工具目前是“名譽掃地”，這使得金融自由化之路充滿坎坷。
　　世界銀行的金融業分析師斯華德(James Seward)說，如今亞洲監管者在批準任何新型證券化工具時都會極其謹慎。“沒有人會提倡次優類型證券進入市場，但讓人擔心的是所有新型或嶄露頭角的產品都將被封殺。”
　　佩蒂斯稱，因為是次金融危機就得出歐美金融模式風險過高的結論是不正確的;亞洲國家需謹記，10年前，在銀行占據體系主導地位的日本，就爆發了一次嚴重的危機。
　　他說，“我想應該汲取的正確教訓是，任何模式的金融系統只要經歷了長時間的貨幣過快增長，就會變得益發地拉伸過度、益發地脆弱。”(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