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學子論壇上的演講——— 
　　今天我想討論三個問題：金融危機的全球化背景，后危機時代全球化面臨退潮的可能性，中國卷入全球化浪潮的路徑依賴性質及其面臨的中長期挑戰。
　　金融危機的全球化背景
　　由于發達國家技術周期下行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圍實體經濟的盈利機會下降。又由于發展中國家長期信用基礎缺失這種與生俱來的體制性和結構性缺陷，國際資本流動日益呈現出證券化組合投資趨勢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機特征
我的分析是，這場金融危機是全球化內在結構矛盾的激化和自我修正。我從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兩個層面討論。 
　　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新型國際分工。亞洲地區具有勞動力豐富和高儲蓄的資本優勢，主要承擔物質產品的加工制造；中東、北美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憑借礦產和土地資源優勢，成為全球經濟中的大宗商品供給者；美國和英國則在市場經濟制度軟環境、高新技術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創新人才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從而在現代服務業領域（如研發、銷售、提供技術解決方案等生產者服務和現代金融服務）享有全球壟斷地位。
　　這種新型國際分工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導致了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持續和加深。全球前五大貿易順差和逆差經濟體占全球貿易順差和逆差的比重從20年前的20%擴大到當前的60%。中、日、俄和中東地區持續順差，而美國和英國持續逆差。
　　在美國，IT泡沫破滅和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憑借其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寡頭壟斷地位,通過持續擴張性貨幣政策啟動房地產負債消費，驅動經濟增長；并通過貿易赤字輸出美元的資本回流，推升其資產價值，通過財富效應維持其資產-負債消費-經濟增長模式的持續運轉。金融創新、金融工程技術的運用都是這一增長模式的內生性要求。在經濟空心化、技術創新衰減、人口老齡化顯現的背景下，金融膨脹和消費透支都走到了難以為繼的盡頭。金融危機意味著美國負債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強制性調整。
　　從金融全球化層面看，世界經濟的不平衡促成了國際資本流動的新格局：貿易順差國官方資本大量輸出到金融中心國家的資本市場，體現出追求安全和流動性的低收益長期投資特征；美英貿易逆差國大規模輸入的資本在催生本土資產泡沫的同時，部分與當地養老金一起通過機構組合投資形式回流到高成長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由于發達國家技術周期下行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圍實體經濟的盈利機會下降，又由于發展中國家長期信用基礎缺失這種與生俱來的體制性和結構性缺陷，國際資本流動日益呈現出證券化組合投資趨勢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機特征。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資本流動導致國家間的財富轉移以及泡沫的催生和破滅。IMF《世界經濟展望》的實證分析表明，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未能像理論闡述的那樣增進全球福利，而是導致國家間不平等的加劇。
　　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中長期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將呈現L型發展態勢，即出現1-2年負增長的短期衰退和更長期的低迷；二是世界經濟結構發生調整，從不平衡到再平衡，其主要特征是貿易逆差國將收縮其貿易逆差，貿易順差國將減少其貿易順差，直至可持續的水平；第三，全球化退潮風險的上升，關于這一點我們下面作更為具體的討論。
　　全球化面臨退潮風險
　　在世界經濟周期上行階段，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矛盾相對較小，即使存在也較容易協調，但是在世界經濟周期下行階段，經濟利益沖突將會加劇，而且協調的意愿下降、困難加大。因此不排除國與國之間貿易摩擦加劇的可能性。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著全球化退潮的風險，需要我們給予足夠的關注。美國貨幣史學家詹姆斯在美國9·11事件發生前幾天出版了一部題為《全球化終結》的著作，他在書中分析了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全球化退潮的發生過程及其原因，并提出當前全球化退潮的可能性。
　　根據詹姆斯的分析，全球化的退潮是根源于全球化浪潮上升期所形成的結構和制度。我認為，當前經濟全球化退潮的風險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其一是美國經濟可能的轉型與世界經濟從不平衡到再平衡的調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伯格斯坦今年7月在給美國國會的一份證詞中指出，美國有必要將貿易赤字從目前超過GDP6%的水平降低到3%，以維持美元的穩定。另外，美元作為當前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結算貨幣，其內在的不穩定性也將阻礙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最近歐佩克宣布減少原油的生產，美元風險和美國國債市場泡沫破滅的風險不能不是一個所考慮的重要因素。
　　其二是發達國家因老齡化與技術周期下行面臨長期衰退的風險。美國某個戰略研究所認為，美國目前正處在技術創新衰減期，下一輪技術創新高潮將在2020年以后發生。而投資預測家登特則指出，發達國家因人口出生率的放慢和技術周期下行，將在2010-2022年出現與上世紀30年代相提并論的大蕭條。他提出一個需要人們嚴肅考慮的問題，即如何為從2010年開始的大蕭條做準備。我們對這次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和中長期蕭條的可能性要有足夠的關注和心理準備。
　　其三，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國內貧富兩極分化的政治壓力極易誘發貿易戰，導致全球范圍貿易保護主義的復興。美國研究國際大都市的著名社會學家莎森指出，發達國家制造業曾經的高速增長提高了這些國家的工資待遇，減小了社會的不平等；但是制造業的外移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則通過創造滿足高收入階層在居住區和商務區的生活和工作需要的低薪就業崗位、通過制造業的“降級”引起勞資關系的重組和貧富兩極分化的加深。
　　最后，在這次金融危機過程中，美國、歐盟、日本等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正在加深，在世界經濟周期上行階段，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矛盾相對較小，即使存在也較容易協調，但是在世界經濟周期下行階段，經濟利益沖突將會加劇，而且協調的意愿下降、困難加大。因此不排除國與國之間貿易摩擦加劇的可能性。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推動因素則在于：美元信用的崩潰或慢性危機、全球最后貸款人與監管者的缺失、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缺失的門檻效應。
　　當前特別需要警惕的是美元信用的崩潰或慢性美元危機的危險。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在各國官方儲備資產中美元資產占2/3。但是美元幣值的穩定性則受到美國貨幣政策的巨大不利影響。此次金融危機期間美元的升值趨勢很容易使人們產生美元很安全，美國資本市場很安全的錯覺。但目前美元升值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特有現象：其一是美國金融機構出現虧損或資金鏈斷裂的危險，促使美國金融機構海外投資的變現和資金回流以救助母公司，這種應急性的資本回流在外匯市場上推升美元匯率；其二是一些經濟相對脆弱的小國受到外部金融沖擊后可能面臨全面的經濟金融危機，利率存在比較大的下調空間，這些國家可能爆發貨幣危機，更可能引發本幣50%-100%甚至更大幅度的貶值。因此從規避風險的角度看，美國國債市場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避風港。但是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平息和全球市場的信心恢復，美元可能將面臨更大的貶值壓力。
　　美國國債價格下跌和美元幣值貶值的雙重預期將導致兩者之間下行的惡性循環。就如出口企業在美國銀行和企業信用崩潰下自動停止出口一樣，在美元信用崩潰風險上升的背景下，各貿易順差國也會盡可能減少貿易順差以避免投資美國資本市場的巨大風險。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波森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在安全、貿易甚至文化事務中的全球政治領導地位對美元在貨幣領域里的用途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未來歐元仍無法與美元匹敵。但是波森強調，“全球貨幣體系的分崩離析更可能出現在美元的失靈，而不是順利地轉向一種能夠與美元匹敵的貨幣，在這種情況下，那會減少貨幣區之間貨幣兌換的容易度，儲備轉向黃金和其他硬商品，而資本的跨國流動縮減。”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二個推動力來自全球金融監管這種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足。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的一個新挑戰，就是冰島這種小國家因其跨國金融機構陷入破產而導致的國家破產風險。冰島是一個30多萬人口的小國家，其規模最大的一家商業銀行的資產高達該國GDP的9倍以上。當這家金融機構陷入破產境地時，因政府無法救助，國內金融體系和國際金融關系陷入一片混亂。這個新型挑戰提出了在全球范圍提供有效金融監管和最后貸款人救助的國際公共產品的問題。可供選擇的方案是拓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讓其承擔全球金融監管和全球最后貸款人職責。但是充當最后貸款人要求具有像各國中央銀行一樣發行貨幣的特權以保證其救助的資金來源，這在現實中尚不具有可行性。因此，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就是對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化發展進行限制。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全球化經營是金融全球化的直接推動力，而限制其全球化經營將直接導致金融全球化的退潮。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三個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原罪”，一種與生俱來的內在結構性缺陷：缺乏長期的信用基礎或健全的長期資本市場。發展中國家就整體而言，在保護私有產權的立法、司法和執法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場信用制度等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的建設方面，是相對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的，因此發展中國家整體而言尚不具備良好的長期投資的制度環境。這被新華盛頓共識稱之為金融全球化增進發展中國家利益的門檻效應。當這些制度條件不具備的時候，跨國資本流動日益體現出證券化的全球組合投資特征，短期逐利的投機性不斷上升。這種“割羊毛”性質的短期資本流動導致財富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轉移，導致發展中國家泡沫生成和破滅的金融危機的頻發。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合理選擇是放慢資本市場的開放或頂著發達國家的壓力重啟外匯管制政策，以便留出時間和空間用于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的建設。
　　反危機保增長要找準突破口
　　保增長作為政策目標，其最終的目的在于保就業。也就是說，反危機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通過刺激需求，消化過剩產能，以避免過大的失業壓力，同時各級政府需要通過失業救助，實現社會經濟穩定。
　　當前中國主要面臨四個方面的挑戰：一是由于外部和內部需求的下降，出現一定的制造業產能過剩和失業問題；二是接近2萬億美元的國家主權財富面臨慢性美元危機或美元貶值與美國國債市場崩潰的雙重風險；三是當前短期的反危機政策如何與中長期經濟轉型的戰略舉措協調和配合，從而既化解金融危機的負面沖擊，又能應對后危機時代全球化退潮的風險；四是中國經濟轉型如何推進，突破口和抓手何在。下面我想就后兩個問題作簡要的分析。
　　我國政府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保增長”的反危機政策目標。我個人的理解是，保增長作為政策目標，其最終的目的在于保就業。也就是反危機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通過刺激需求，消化過剩產能，以避免過大的失業壓力；同時各級政府需要通過失業救助，實現社會經濟穩定。
　　中國經濟轉型的政策著力點，則需要在總需求結構方面實現從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在制造業結構調整方面，在實現產能的消化和收縮的同時，實現產業升級；同時需要大力發展具有勞動密集型、資源低消耗、環境低污染的消費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我認為，兩類政策兼容或重疊的部分應成為當前反危機和促轉型的政策突破口。具體而言，就是要啟動消費，通過產業組織重構實現制造業產業增值鏈的整體本土化，促進服務業發展。
　　突破口一，啟動消費。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看，消費的啟動可運用于五大杠桿：促進就業與工作收入的增長；擴大公共產品的供給（醫療、教育、社保、住房、水電煤交通等公用事業）；拓展消費服務的供給；加強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的發放；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前兩項可通過政府財政和稅收政策的運用予以推動。其中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政府投資也應著眼于長期就業崗位的創造。高速公路和機場的建設通常占用大量可耕地面積，永久釋放剩余勞動力，其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暫時的，就業彈性十分有限。特別需要避免民營經濟不發達地區公路無車跑和機場無飛機起落的盲目無效投資。后三項可以通過金融業的發展予以促進。但是仍應注意消費信貸的發放應與居民長期的還本付息能力相適應。
　　突破口二，產業升級。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存在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產業組織存在扭曲，即競爭性行業的無序競爭與壟斷行業的行政壟斷性質；二是作為全球制造工廠的國際分工地位，被固定在制造加工的產業增值鏈低端。
　　我在此提出通過產業組織重構實現產業增值鏈整體本土化的戰略思路。這個思路由四部分構成：1、加快競爭性產業的并購與重組，這需要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提供更多并購融資，也需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2、行政壟斷產業國有企業分公司的分拆與出讓，實現產業鏈制造加工環境從企業組織內部轉移到組織外部，促進市場化協作分工體系的形成，原國有集團公司則重點向研發、品牌培育、銷售渠道建設和售后服務等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3、全面促進國有大企業與民營中小企業的分工協作關系的發展，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和雙贏。4、在技術創新方面實施兩條腿走路的戰略：一方面集國家資本之實力在制造業的關鍵技術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加快發展風險資本市場促進民間創新型中小企業的快速成長。
　　突破口三，促進服務業快速發展。服務業的發展在經濟轉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各級政府應放到突出的位置予以重視。這是因為：消費服務業的發展體現以人為本發展理念和目標的實現，具有促進人力資本積累與長期增長潛力的深遠意義。消費服務業發展可謂空間無限，而制造業的發展空間則相對有限。另外，大多數服務業的發展體現出資源的比較優勢，具有勞動密集型、資源低消耗和環境低污染的特征。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則意味著社會分工的擴大，特別是現代金融業的發展、投資咨詢等企業管理決策的外包以及物流業的發展對于社會經濟效率的提升具有重大戰略作用。
　　在服務業的發展方面有三個重大課題需要研究：如何發展消費或零售服務業？如何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如何在現代服務業創造低端就業崗位？這里我只討論消費服務業如何發展的問題。
　　消費服務業包括“衣食住行醫、教科文體娛”十大領域。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供給抑制需求。比如服裝，人們歷來將它看作是物質消費。但是前幾年有服裝公司高管告訴我，中國一條絲巾貼上一個法國名牌賣1000元人民幣，拿掉這個牌子只能賣10元人民幣。這里人們花990元買的是什么呢？滿足他們什么樣的需求呢？顯然人們買的是附在絲巾上滿足人們精神、文化和社會需要的某種東西。它可稱為“非物質的服務”。這個案例對中國整體制造業有巨大的借鑒意義。我們的制造業通過降低成本向下發展的競爭戰略幾乎毫無空間，因為8元錢能買得起絲巾的消費者幾乎10元也都買得起，降價不可能再擴大需求；相反，通過增加制成品的技術和服務含量可能就有99倍的發展空間！
　　此外，消費服務業發展的障礙還在于：相關市場準入制度和生產組織方式相對落后，從而不適應其生產、銷售和消費三位一體特征所提出的個性化和人性化要求；專業人才缺乏以及人口過度分散居住的狀況，導致的各類消費服務由于缺乏規模經濟效益而不能作為產業來發展。
　　當前消費服務業可以重點突破的領域在于：教育培訓、醫療保健、廉租房建設配套服務、家政的個性化社會化服務，以及市場細分的文化娛樂產業。
　　舉例來說，據美國專家的估算，女性作為家庭主婦的工作其市場年薪應該在十幾萬美元，相當于一般白領女性年薪的2-3倍。現階段讓女性回歸家庭的可能性不大。目前的主要問題在于，家政從業人員的信用和技術瓶頸無法適應各類家庭的個性化需要。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發展專業化細分的公司制服務供給呢？通過吸收制造業釋放的失業人員，進行專業化技術培訓和職業道德教育，為他們提供各種社會保障，家政公司派出員工為家庭提供專業化服務，并將相關增加值納入GDP統計。政府需要做的是取消市場準入限制，通過免稅、財政補貼、貼息、擔保等優惠政策和象征性參股等方式給予服務業各類中小企業以支持，促進其快速發展。
　　（演講時間：200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