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荒的真正原因是長期的煤炭戰略庫存制度缺失，煤炭工業規劃制定的產量目標不合理
　　■本報記者 張超然 
　　2007年12月中旬，中國重慶市部分電廠出現停機待煤、拉閘限電以后，缺煤現象在全國開始蔓延，先后有19個省的電廠出現“無米下鍋”的煤荒現象。加之中國南方雪災的肆虐，中國很多電廠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 
　　雖然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近日表示，中國煤炭供需總量平衡，電煤緊張是“季節性的、局部性的、暫時性的”，但這已經是2004年以來，中國在新世紀出現的第二次煤荒。 
　　煤炭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基礎能源、中國工業的“血液”，不容出現閃失。兩次煤荒，到底原因何在？業內專家眾說紛紜：雪災、需求增加、關閉小煤礦、煤礦春節放假、鐵路春運、電煤價博弈等等，莫衷一是。而作為中國著名煤炭經濟專家的潘偉爾博士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則認為，煤荒的真正原因是長期的煤炭戰略庫存制度缺失，煤炭工業規劃制定的產量目標不合理。 
　　《財富時報》：2007年12月中旬以來中國出現了第二次煤荒，很多業內人士對成因進行分析，也有很多種說法。您認為形成煤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潘偉爾：社會各界分析造成這次煤荒的原因很多，如煤炭需求增加、關閉小煤礦政策實施、部分地區煤礦春節提前放假、鐵路春運和電煤價博弈等等，但這些都不是造成煤荒的主要原因，有的還屬牽強附會。我認為這次煤荒的深層次原因有二：一是我國煤炭戰略庫存制度缺失；二是煤炭工業“十一五”規劃脫離實際，產量目標不合理。 
　　新世紀以來我國已發生兩次煤荒。第一次是從2004年開始到2005年結束，這期間全國停機等煤的電廠裝機容量多達4000萬千瓦，拉閘限電的省區多達24個。當時國家發改委動用行政手段，就近攔截運煤列車發往缺煤的電廠。在那次煤荒出現后，我曾在內部刊物上發表文章說明我國煤炭庫存不合理的危害，并提出了煤炭庫存制度要合理化的建議。本該吃一塹長一智，但我們沒有吸取2004年的教訓。 
　　《財富時報》：兩次煤荒不僅和庫存水平，還和庫存制度有關？ 
　　潘偉爾：對。從表面上看，煤荒的直接原因是煤炭庫存量嚴重不足，而實際上凸顯出我國煤炭戰略庫存管理制度的嚴重缺失。從2004年那次煤荒分析，當年我國煤炭需求量超過19億噸，正常的煤炭庫存總量應該在2億噸左右。然而當年4月底全國煤炭庫存僅0.98億噸，不到合理庫存量的一半！而造成庫存減少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國缺乏煤炭戰略庫存管理制度。1997年到2000年間，煤炭市場嚴重供大于求，煤炭用戶以自己煤倉或儲煤廠爆滿為由，很多企業都不愿意大量儲存煤炭，庫存量最多也不到20天，甚至更少。當時相當多的煤炭用戶特別是國有企業煤炭用戶認為，一旦煤炭供應緊張就找政府，而政府總會調動一切社會資源來解決缺煤問題。這期間某些企業沒有盡到企業的煤炭庫存責任。到2002年我國已初顯煤炭市場供應緊張時，許多煤炭用戶還是不愿意增修煤倉增加煤炭庫存。 
　　《財富時報》：合理的庫存有什么好處？庫存又和煤荒有怎樣的因果關系？ 
　　潘偉爾：煤炭是我國最主要的基礎能源。如果庫存不合理，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或突發事件，就會出現煤荒，危及國家能源安全，給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損失。對于煤炭用戶來說，如果自己不合理存煤，一旦出現煤炭供應緊張就指望政府出面解決，這本身就有很大的管理風險。因為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責任與企業責任是有界線的，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不可能長期承擔本屬于企業的責任。所以到2004年當煤炭供需關系發生深刻變化時，立刻爆發煤荒。如果2000年以后我國煤炭庫存總量特別是電煤用戶庫存合理的話，就不會出現2004年的煤荒，至少煤荒不會那么嚴重。因為如果煤炭用戶存煤達到40到50天的用量，即使煤炭停產或停運20天，也有一個月的時間來從容應對緊急情況。 
　　2007年年末以來的這次煤荒與2004年煤荒的原因驚人地相似。據資料顯示，2007年我國煤炭庫存率(年末煤炭庫存量占當年煤炭消費量的百分比)為6%，平均庫存約為20天的消費量。而國際慣例煤炭庫存率是10%左右，庫存為40到50天左右的消費量。但在2007年我國煤炭總庫存量不到1.5億噸的狀況下，有關方面負責人還在講“我國煤炭社會庫存處于合理或基本合理水平”。甚至在這次煤荒已經發生的情況下，一些主流中介機構發出的煤炭分析報告，還在說煤炭庫存“總量位于正常區間。”我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年消費煤炭12.5億噸左右時，煤炭總庫存已經是1.5億噸。而2007年的煤炭消費量比那時已經翻番達25億噸，1.5億噸庫存還合理嗎？2004年煤荒后，我們沒有很好總結，煤荒又發生了。 
　　《財富時報》：那么，又該怎樣理解煤炭工業“十一五”規劃與煤荒的關系呢？ 
　　潘偉爾：2007年1月公布的煤炭工業“十一五”規劃，將2010年煤炭產量目標定為26億噸，我認為這樣的規劃產量目標脫離實際，不合理。這個問題應歷史地看，我國煤炭工業“十五”規劃曾預測年均煤炭需求增加2000萬噸，而實際上年均煤炭需求增加量近2億噸。規劃與實際需求出現近10倍的巨大偏差，但有關部門并沒有從實際出發，在2002年還對全國產煤省區和企業下達煤炭產量控制指標，要求限產壓庫，為的是達到規劃的要求，結果導致了2004年的煤荒。 
　　“十一五”規劃中26億噸的目標并不符合實際情況。首先，全國規劃與地方規劃“打架”。各省區2010年規劃目標煤炭產量之和為34億噸，比全國規劃目標產量多8億噸，這說明全國規劃產量目標不可行。第二是“十五”期間我國原煤需求量年均增加近2億噸，“十一五”期間以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僅按保守的年均需求增加1.5億噸算，5年間需增加7.5億噸，那么2010年原煤需求量將是29.4億噸，這樣有3億多噸的缺口。而2007年我國在煤炭進口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還出現了煤炭供應緊張的局面，供應量比實際需求量少1億噸以上，出現煤荒就成必然。如果真按26億噸目標調控，包括2008年在內的“十一五”后3年還會出現煤荒。 
　　《財富時報》：您認為該如何化解防止煤荒呢？ 
　　潘偉爾：兩次煤荒深層次原因十分相似。我認為，建立科學的國家煤炭戰略庫存制度已刻不容緩。建議國家盡快出臺強制性的煤炭戰略庫存制度，規定煤炭生產、運輸中轉和用戶三個環節的煤炭庫存的權利與義務，強化煤炭用戶特別是電廠煤炭庫存的制度約束，使國家煤炭庫存制度合理化。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其煤炭庫存率一直在10%左右，庫存平均可用45天，2007年12月庫存達到55天。正是有這一合理庫存制度的有力保證，美國近幾十年沒有出現過煤荒。 
　　宏觀調控方面應該建立煤炭工業規劃修改機制，全國煤炭工業發展規劃應由全國人大把關。我注意到國家煤炭工業“十五”和“十一五”規劃都沒有經過全國人大審議，而由政府有關部門發布。煤炭作為國家最主要的基礎能源，其工業發展規劃屬于國家級規劃，應該由全國人大審議。國家煤炭工業“九五”規劃實踐已經證明，經過全國人大把關的規劃質量相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