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有一低一高兩個數據引人注目：一個是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速度明顯低于上年同期，一個是稅收收入增幅創近年來同期新高。而此前發布的宏觀經濟景氣指數報告顯示，從2007年5月至2008年2月，“財政收入”已經連續10個月亮起紅燈，處于過熱狀態。在經濟發展更多要依靠內需擴大的背景下，減稅以增加百姓收入已經成為擴大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應有舉措。
稅收增速長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狀況十分突出
一季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6元，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1494元，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速度明顯低于上年同期。而與此同時，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稅收收入承接上年勢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累計完成15102億元，同比增長33.8％，增收3818億元，增幅居近年同期最高。
數據顯示，從1997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204.7%，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卻只增長了82.6%，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長了40.5%。居民收入增長滯后使其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有專家研究后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的一半轉化成了收入，但中國只有10%左右。
薄賦輕稅，方能擴大消費，保持經濟持續發展
2003年到2007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速分別為20.4%、25.7%、20%、21.9%、31.4%，而同期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速卻分別為19.2%、15.4%、18%、14.6%、6.8%。不難看出，居民儲蓄存款增速與國家稅收收入增速恰恰呈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
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2006年政府財政收入接近3.2萬億元，如果加上1.3萬億元的預算外收費、土地出讓金5000億元、社保8000億元等預算外收入，我們的真實稅負已經達到了31%-32%。過高的稅負對刺激消費以及對企業發展的消極影響將越來越明顯，甚至還會削弱人們的創業熱情。
在企業負擔的稅費方面，2004年內地工商、質檢、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門年收費為9367.67億元，加上法院和檢察院所收356億元，共達9723.67億元。曾公開建議取消工商管理費的廣州市人大代表謝漢才指出，僅廣州個體戶每年繳納的工商管理費等就達3億元之多。國家工商管理總局發布的數字表明：1999年全國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6年6月底下降為2505.7萬戶，個體工商戶減少約65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87萬戶。過重稅費負擔不僅使中小企業的數量大大減少，更影響其就業主渠道作用的發揮，而就業的減少將直接影響到百姓收入的增加。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有學者指出，個稅成為我國1994年以來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遠高于GDP的平均增長率。2006年我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達到21001元，但數據同時顯示，2005年國家壟斷行業的年平均工資為7.2萬元，同時我國城鎮職工中又有約80%年收入不足2萬元。個人所得稅原本是要將高收入群體的小部分收入統籌起來，向低收入群體轉移支付。但現行較低的個稅起征點已經將許多中低收入群體納入征收范圍，難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偏離了征收個稅的初衷。
事實上，通過減稅刺激經濟發展的實例古今中外都不鮮見。
從歷史上看，我國凡是經濟比較繁榮的時期，大都注重減稅政策。無論是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勵墾荒、薄賦輕稅”的基礎上維持長期繁榮的。
從國際上看，1953年日本的GDP已經達到了二戰前的水平，但社會并未就此穩定，產品積壓，失業增加，勞資關系緊張。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采取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措施。結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兩倍。
2000年以來，國際上很多國家推出了減稅計劃和方案，調低稅負。美國總統布什把大規模減稅作為核心經濟政策，提出10年內減稅1.6萬億美元的計劃。此外，加拿大、德國、英國、意大利、印度等國家也采取了減稅政策。今年2月13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總額約168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法案。經濟刺激法案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大幅退稅，刺激消費，進而刺激經濟增長，避免經濟陷入衰退。據悉，這種手段曾幫助美國經濟迅速走出2001年衰退陰影。而此次經濟刺激法案的規模要遠遠超過2001年。根據布什簽署的法案，個人最多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稅，一對夫妻最多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稅，每有一個未成年子女可多得300美元退稅。一些小企業也將得到部分退稅。美國ＰＮＣ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圖爾特?霍夫曼預計，由于該法案的實施，今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比不實施經濟刺激法案提高約1個百分點。
同樣在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由于過去一年新加坡情況大好，國家財政盈余達64億新元(約人民幣360億元)，政府決定還富于民，從財政中撥款18億新元(約101億人民幣)。具體的分配方案是：大多數國民可獲300新元(約人民幣1682元)，低收入者可獲400新元(約人民幣2290元)，低收入年長者則可再額外獲得200新元(約人民幣1125元)。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指出，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不是產品短缺，而是過剩，但過剩的后面是分配，我們只要通過調整國內的分配關系，采取大力擴大消費需求的各種措施，過剩的產品就有市場出路，經濟增長就能持續。通過對企業減稅來減輕中國企業的負擔，通過對低收入居民的財政補貼來抗拒通脹影響，在此基礎上采取適當的刺激需求政策，以此把保增長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應該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宏觀調控的基調。
適度減稅不會誘發經濟過熱，不會減少財政收入，減稅還要繼續
對于減稅的做法，業界也存在擔心。一是擔心會導致投資反彈，經濟過熱；二是擔心會減少國家財政收入。
對此，中央黨校教授王東京指出，就投資而言，減稅雖會增加民間投資，但同時必抑制政府投資。有增有減，總投資不一定會過熱。而且，中國有13億人口，不保持一定投資規模，經濟不能高增長，失業便將成為頭痛問題。當下中國經濟癥結在結構，只要結構合理，速度快不是壞事。就財政收入而言，懂得拉弗曲線的人都會明白：假如把稅率定高到90%，世上沒人肯去辦企業，政府也就無稅可收；而若將稅率減低到20%，那么辦企業的一定多。企業多了，政府則能財源廣進。
適度減稅不會減少財政收入的觀點已經在現實中得到了驗證。2005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議案，個稅起征點由800元上調到1600元。當時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工薪階層納稅面將從60%降至26%，國家將減收280億元。但事實又是怎樣的呢？2006年，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到1600元后，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不減反增，比上一年增長了17.1%，增收了358億元。減稅有利于增加投資和消費，有利于繁榮經濟，最終反而有利于稅收的增加。
專家預計，“兩稅合一”后，內資企業所得稅由原來的33%降為25%，也應該能起到“放水養魚”的作用。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也正在著手減輕稅負。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中國稅務學會現任副會長許善達指出，中國的稅收收入近10年來一直保持較高幅度增長，而中國的減稅進程也從1998年開始，并在2004年逐漸實現。直到今天，中國的稅改已經形成了一個具體的路線圖。生產領域的增值稅轉型是一項減稅改革。這項改革自2004年率先在東北試點。2007年3月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這項新企業所得稅法中對工資的補償、折舊補償，還有25％的稅率都是減稅改革。在收入分配領域的減稅，從對弱勢群體的減稅開始。2006年實現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800元提高到1600元。個體戶的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5000元。這個政策讓500萬個個體戶免于交稅，稅務部門減收50億元。而有著2600年歷史的農業稅，從減到免，在短短幾年內完成。
應當說，所有這些措施都使中國千千萬萬的企業和老百姓得到了實惠，這也是近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逐年加快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稅收收入增長的速度相比，這些措施的力度顯然還很不夠。這也是個稅起征點由1600元提高到1800元仍然引來眾多議論的一個原因。正如許善達所說，當前的減稅政策并不是盡頭。今后10年，減稅還要繼續。“在生產領域，稅負水平要減到發達國家水平或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在這個領域稅率高于國際水平的都應該減稅。”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今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首先需要做的是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對此，尤為重要的是完善有關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并嚴格執行。其次，財政政策應當在提高國內消費率和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主導作用。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兩個比重”的戰略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的背景下，財政部門應加速向公共財政轉型；作為這一轉型的重要內容，“減稅增支”應當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安排財政政策的基礎因素之一。就減稅而論，降低生產稅的稅率和降低所得稅稅率，應屬題中應有之義。就增支而言，應當大力增加“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以期同時實現增加居民部門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門公共消費的目標，為提高國內消費率和促進收入分配公平作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