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致庸當年的“匯通天下”今天已成為現實——“匯”是貨幣，“通”是流動性，“天下”是全球金融市場。 　　面對各國貨幣匯率的浮動，令人不得不想起當年基辛格博士的名言：“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所有的人；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整個世界！”當今世界，石油、糧食和貨幣已成各國關注的核心商品，但至今沒有哪個國家實現了對這三類特殊商品的長期控制，甚至美國都控制不了已成為國際貨幣的美元。
　　人民幣開始走出國界進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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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當•斯密《國富論》的世界里，國家只是一個“守夜人”，并沒有日常的經濟職能。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把政府從經濟運行的局外人變成了職業經理人，而對于政府的經濟“職業”，卻并沒有公認的職業標準和職業技能。
　　其實，政府這個新職業的基本技能就是生產和經營通貨膨脹。凱恩斯從充分就業目標引出有效需求不足，從有效需求引出政府投資和政府消費，又從政府的投資和消費引出赤字財政與合理舉債，于是因赤字開支和舉債消費而產生的貨幣超額發行就有了合理性，并把“適度”通貨膨脹變成了政府的職業考評標準。可以說，政府的新職業就是通貨膨脹制造業，于是如何達到“適度”通貨膨脹，就反映了不同政府經濟管理的職業化水平。
　　這個職業的初級技能是發行管理，高級技能是在發行管理之外增加了輸出和調控，于是就有了外匯的儲備和經營與匯率的調節和控制。
　　在金本位時代，各國外匯儲備都是黃金(資訊,行情)，一損俱損，相對簡單；當美元成為國際貨幣之后，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美國控制了貨幣，自然企圖控制整個世界。因此，各國的匯率政策就有了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形成了一個超越各國控制的外匯交易市場。在衍生產品市場形成之后，與匯率相關的政策博弈就進一步升級為超越國界的交易性市場。
　　從本國貨幣的發行管理到國際化的市場交易，這是一個質的飛躍，它把國家的匯率政策引進了跨國的大宏觀交易市場，并在國與國之間增加了一個職業投資基金群體。
　　國際貨幣市場上的對沖基金，就像嘯聚江湖的綠林好漢一樣，在多空博弈的市場交易中，時而合縱，時而連橫，戰時呼嘯而來，戰罷四散而去。他們對市場如敬畏神明，視成敗為家常便飯，成則痛飲謝恩，敗則閉門思過，特別是在衍生交易市場以小博大的對沖基金，其交易模式必然以短期的戰役式投資策略為主。
　　所以，當我們看到人民幣的美元匯率在連續升高之后突然出現創紀錄的“十連陰”，說明人民幣作為新的交易性商品，開始走出國界進入“天下”，從政策性的上升趨勢轉變為交易性的震蕩上揚，會在上升趨勢不變的背景下出現更多交易性機會。換言之，這是人民幣市場化的第二階段，從單邊上揚的政策性調控進入震蕩攀升的交易性市場。
　　中美戰略合作關系是匯率基礎
　　匯率政策的博弈發生在超越國家的“天下”，在這個國際化的交易市場上，美元雖一幣獨大也不能由美國政府一手遮天。格里芬教授在《黃金和美元危機》一書中描述了美元“悖論”：強國才有強幣，強幣必有外儲，外儲形成逆差，逆差導致弱幣。
　　各國的外匯儲備總額與外匯資產結構成為匯率政策博弈的工具，巨額貿易逆差的累積也起著關鍵作用。因此，中美之間的巨額貿易逆差和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必然決定著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調整趨勢，這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仍保持上升趨勢的經濟基礎。
　　在中美巨額貿易逆差的背后，是美國的高消費和高舉債與中國的高生產與高出口，美國的窮人通過次級貸住進了大房子，房子里面的各種用品多數是“Made-in-China中國制造”，于是美國的窮人住大房子，中國的窮人有了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次級貸也幫助了中國的窮人，提高了中國的就業。
　　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背后，是中國制造業出口的外匯收入，由于外匯管制，外匯變成外儲退出了流通，對兩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產生了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從美國方面看，由于中國的外匯儲備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等于是幫助美國輸出了通貨膨脹；從中國方面看，外匯退出流通變為外儲，中國必須及時增發大致等額的人民幣來保持貨幣流通量的穩定，否則就會降低宏觀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這時，外匯儲備就會成為隱形的通貨膨脹儲備在金融體系之內，任何外匯資產的動用都可能成為新的貨幣投放。
　　因此在宏觀經濟層面，中美雙方的戰略合作關系就形成了，中美之間也就有了不同于中歐和中日之間的戰略對話主題。在中美戰略合作關系的基礎上，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打破了長期的經濟平衡，于是美元的強勢貶值與人民幣的強勢升值自發地成為中美經濟關系的調節器，讓失衡的中美經濟盡快恢復平衡。
　　國際化的貨幣交易市場是高度流動的，信息流動是交易基礎，交易又不斷創造信息。人民幣的商品化是匯改之后形成的，近期各國主要貨幣對美元的貶值，把人民幣也納入了貶值的震蕩，這是人民幣匯改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志，意味著從此之后，人民幣也像其它主要貨幣一樣，開始具有交易性商品的屬性，開始脫離純粹政策性調控的軌跡，走向了充滿不確定性的交易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