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發展要“對癥下藥”，著力在深化改革、開放市場、要素保障、資源整合等方面有所建樹 
    美國經濟學家夏普曾在《服務經濟在發展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農業、采掘業和制造業是經濟發展的‘磚塊’，服務業則是把它們黏合起來的‘水泥’”。而從發達國家的發展軌跡來看，隨著國民經濟這座大廈的規模膨脹和結構日趨復雜，構建大廈中“水泥”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提高。正如“后工業社會”理論始創者美國社會學家貝爾所指出的，進入后工業化社會后，生產與消費將從以物質產品為主轉向以服務為主。服務業維系整個經濟系統的運轉，尤其生產性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浙江發展階段來看，當前正處于工業化后期的前半階段，加快發展服務業可謂正當其時。尤其是在現今形勢下，生產成本不斷高企、資源環境日益緊張，以及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加大、外需市場不容樂觀，浙江更應該將生產型服務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和“轉型升級”的突破口，以此推動工業結構從橄欖型向啞鈴型轉變，走上新型工業化之路。 
    然而，從近年的發展來看，浙江服務業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無論是總量還是層次，都略顯滯后。就是浙江“十一五”規劃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重達45％”這一指標，觀其趨勢，能否實現依然堪憂。因為2007年該指標為40.35％，僅比2006年上升了0.15個百分點。可加以對比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財經藍皮書指出，目前全世界的服務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超過60％，主要發達國家達70％以上，而中低收入國家也達到了43％的平均水平。 
    為何服務業發展久久不能破題？在浙江，近年來發展服務業雖得到了領導層的高度重視，如2005年出臺了《關于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07年發布了《2007年浙江省服務業工作要點及部門分工》，相應的政策和財力投入也在增多，但現實中制約服務業發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具體來看，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體制機制的制約。種種行業壟斷與各種保護性規制約束，使服務業發展喪失了應有的活力。一些地方對發展服務業的認識和積極性近年雖在不斷提高，但囿于行業壟斷管制，約束了手腳。而很多行業準入門檻和對外開放的控制權又在于國家，地方即使有開放之心，卻無相應的“尚方寶劍”。二是要素投入的制約。目前服務業在土地供應和水電氣價格還存在明顯的政策性歧視，在資金、稅收政策方面也缺少必要的支持。此外，相應的現代服務業人才也頗為短缺。三是領導觀念的制約。發展服務業難度頗大而見效甚緩，政績較難顯現，急功近利者和沽名釣譽者往往熱衷于發展工業，甚至在資源環境成本均已得不償失時仍“癡”心不改。 
    既然問題已經看清，那就可對癥下藥。浙江破解服務業發展難題，關鍵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建樹：首先是改革先行、市場開放。考慮到一些服務行業涉及經濟安全、意識形態，全國層面的全面改革開放尚需假以時日。浙江不想貽誤發展時機，就應該提出服務業發展體制改革試點的要求，率先實現突破。重點是消除服務業發展中的準入門檻障礙、歧視性政策限制、不合理行政性壟斷規定。鼓勵民資和外資投向附加值高的金融、物流、連鎖、信息技術、軟件及技術研發等生產性服務業。并推進服務價格和服務收費改革，將可實行市場化運作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逐步剝離，完善服務業價格管理體制。 
    其次是加大投入、要素保障。應整合財政預算內外資金，支持服務業發展的重點項目，加大對服務業發展的引導力度。加強服務業關鍵領域、薄弱環節和新興行業的投資示范引導，吸引更多銀行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入服務業。對服務業企業在用地、用水、用電、價格等方面，按照公平競爭的原則和鼓勵服務業發展的要求，盡快實行與工業企業同等待遇，并及時研究出臺相應配套的具體措施和辦法。 
    第三是合理規劃、整合資源。圍繞產業集群構建區域生產性服務體系，通過科學規劃，既立足本地產業集群，又不囿于單個集群和行政區域，在更大范圍內整合資源，形成既便捷又高效的服務體系。省內主要中心城市將現代服務業放在優先發展位置，建立現代服務業集聚區。通過規劃布局和政策支持，引導和鼓勵金融保險、現代物流、軟件外包、研發設計、文化創意和企業總部等集聚發展，規劃建設一批創意產業園、服務外包基地、總部經濟區、中央商務區等空間載體。 
    最后是提高認識、加強領導。通過改進績效考核辦法和財稅體制改革，激勵地方政府將服務業發展工作擺在更突出的位置。通過完善行業規章和制度建設，引導政府對服務業微觀管理轉移到搭建服務業發展平臺、維護市場秩序等經營環境改善上來，營造服務業發展的良好氛圍。柳博雋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