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崇明和南通啟東被兩則喜訊包圍著：江之南，再過11天，上海長江隧橋工程將正式通車，崇明千年孤島就要變半島；江之北，崇啟大橋的建設日長夜大，明年通車在望。屆時，我國最東面的沿海通道―――滬崇蘇通道貫通。現在，離這一刻越來越近，不只是―――上海崇明在歡歌笑語，更有甚―――在南通、鹽城、泰州等長三角北翼，也被激起“海天巨浪”，尤其是曾經數千年囿于“北上海”的南通，即將夢圓“上海北”。 
　　怨兮喜兮，皆為一“橋”。 
　　千年夢想，曾經受阻“木桶效應”
　　憑江而立，啟東望崇明，江面3公里，對面望過來亦然。而在南通海門，江面相距僅1公里。 
　　然而，不管1公里還是3公里，此地彼岸的生活為長江天塹所阻。 
　　在啟東市大興鎮白港村，村民老顧世世代代在此生活，盡管大上海近在咫尺，可是去逛趟南京路還真不容易，掐指一算要花7-9個小時，碰上雨霧天等渡船還要看老天爺的“臉色”。 
　　如此尷尬的不只是老顧，整個南通的經濟也是如此。長期以來，長江天塹一直是南通發展的心頭之“痛”。在昆山、江陰、張家港等地充分享受上海國際大都市擴散效應的同時，南通卻因為天塹制約，其區位優勢、產業優勢、資源優勢等無法得到更好的發揮，大通道成為南通經濟發展的“木桶效應”中最為關鍵的短板。 
　　因受掣于長江天塹，“撈魚捕蝦”的傳統字眼占據了人們的腦海。過去的沿海發展，未免局限于海洋本身的產業，以為灘涂和養殖業就是海洋經濟。及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江蘇提出建設“海上蘇東”的構想，但這一舉措并未給沿海產生太大的帶動作用。南通經濟也就在這一時期與全國其他沿海地區產生了差距。所幸，南通在這一問題上的覺醒相對要早。自2003年江蘇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沿江開發的戰略部署以后，南通結合市情，率先提出江海聯動開發的新戰略。 
　　變化，出乎意料，又勢在必然。白港村就是崇啟大橋在啟東的橋址。2008年8月1日上午，老顧的家門口龍獅勁舞、鑼鼓喧天、彩球高懸、旌旗招展，江蘇省和上海市兩地政府在此聯合舉行崇啟大橋奠基儀式。 
　　等大橋修好后，到浦東只要一個小時，到上海人民廣場一個半小時。老顧展開美妙的想象空間。大橋的貫通，正像一句歌詞，一下子將啟東與浦東“拉近地域的平面”，像老顧一樣，所有啟東人追求的感覺是，從此啟東將不再是“北上海”，而是“上海北”，可將啟東乃至南通看作是上海北部的一個地區。 
　　大打“橋牌”，融入上海錯位發展
　　困于橋，亦必興于橋。南通執念于做“橋牌”高手。 
　　近年，南通市政府在悄悄地與上海的高校、部門和單位共同舉辦一些關于經濟發展的論壇。這是南通在努力借此造成一種與上海的“同城效應”。去年，蘇通大橋開通，讓南通和上海兩地嘗到許多甜頭。前不久，南通市政府與上海交大和上海文廣集團舉辦了一個以“江海聯動與現代物流”為主題的“太平洋論壇”，許多來自上海的專家，當天下午五六點鐘離滬，晚上七八點鐘就趕到南通，驚詫于交通之便。 
　　這種“驚詫”，近年發生在經濟、科技、信息、文化等更大的范圍、更廣的領域。用南通市委書記羅一民的話叫真正“融入”上海。 
　　試舉一例。南通各地近年紛紛利用自己獨特的區位優勢，筑巢引鳳，積極探索與上海合作創建產業園區新模式。在啟東，上海外高橋集團與當地政府合作建立產業園區，被上海認為是“既破解了土地瓶頸，促進了產業升級，又能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目前，日資企業上海丸倉工貿有限公司已經落戶。在海門，上海張江海門高科技園即將啟動，海門與復旦大學合作創辦的復旦遠達科技創業園也已簽約，擬設立復旦大學遺傳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海門中心)、遺傳科學博士后流動站等。而在海安縣，與上海楊浦區共建楊浦（海安）工業園，與上海東華大學共建海安紡織科技園。 
　　這種“融入”還發生在更深的層次。羅一民表示，當前南通正著力在戶籍、就業、醫療、保障等制度方面，對照上海加快構建統一的制度框架，其中醫保已實現互通，即南通城鎮職工醫保參保人員，在上海就醫所發生的醫療費用，可就近在南通當地指定的醫保經辦機構辦理報銷。 
　　如今，蘇通大橋、崇啟大橋、崇海大橋、滬通鐵路跨江大橋等“五橋五渡”過江大通道框架基本確立，使得南通全面融入上海一小時都市圈。南通市長丁大衛表示，更多的江風海韻“好戲”還在后頭。 
　　發揮優勢，規避“通道”負面影響
　　大橋是把“雙刃劍”。精明的南通人幾年前在滬崇蘇通道包括崇海大橋立項和啟動建設時，就明確提出，要規避“通道”負面影響。 
　　何謂“通道”負面影響？即在放大“通道”效應的同時，可能出現兩大問題：一是過境效應，即通道建成后，江南、上海等地的生產要素不落戶南通，而是跳過南通落戶到其他蘇中、蘇北地區；二是倒流效應，即在通道建成后南通優勢要素隨著時間、空間上的縮短，被蘇南、上海等發達地區吸引過去，從而產生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倒流效應”。比如，啟東優越的交通區位為其“截留”住南來北往的發展要素創造了極好機遇，但如果啟東缺乏足夠的承載力和吸引力，各種要素“截留”不住，就有可能被時空距離稍遠但綜合成本更低的蘇北地區吸引過去，大橋就純粹變成了一個“快速通道”，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就會呼嘯而過，“大橋經濟”變成“過路經濟”。 
　　可是，重開“牌局”之時，記者在南通聽到和看到最多的是，如何發揮比較優勢，迎接崇啟大橋建設帶來挑戰的應對之策。 
　　首先是生產力布局的重新調整、地區分工的重新定位。前幾年，南通就提出橋港時代構建滬蘇通“小金三角”的構想。比如，作為鏈接在“小金三角”頂角位置的啟東，對應之策是分三個階段加以推進。近期打基礎，主要通過加快發展臨港工業提升其經濟實力和城市功能；中期建框架，把啟東建成上海都市圈北翼現代制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高地補充配套功能區；遠期一體化，力爭通過10年的努力，使啟東全面融入上海的城市功能體系和產業循環體系。 
　　其次是產業結構調整。隨著沿海開發戰略的實施，南通在產業發展上，通過做“加減法”，鉚定了船舶、新能源、新能源裝備、紡織工業、石化和新材料等6大產業，明確提出“6個千億級”板塊培育（其中紡織服裝產業突破兩千億元）。 
　　業內人士看到，長江隧橋的即將通車，滬崇蘇大通道以及崇海大橋的建設，將徹底改變南通交通受制于長江的格局，完全有可能獲得更多的上海發展的溢出效應和疊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