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航空、公路、有色金屬……2009的上半年，占有行業優勢地位的國企在全球經濟危機之下，在各自所處的上游產業內大舉進軍，整合收購民營同行，兼并重組之勢如猛虎下山。 
 
這種趨勢，在官方數據開始出現轉頭跡象的6、7月份，轉向了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更大規模的擴張，其中地產業最是兇猛。這股擴張帶來的緊張氣氛和對中國經濟格局的影響，比那從遙遠國度輾轉傳來的危機更讓國人忐忑不安。
“國資地產業” 全線飄紅
低迷、徘徊、反彈、瘋狂，在這場地產業上演的急速“V型”反轉中，“國字頭”房地產企業成為當之無愧的“急先鋒”。國資體系內，從中央軍到地方城建集團，都在爭先恐后的刷新著一個又一個的“地王”記錄。而往日“地產盛宴”中業績輝煌的民企，卻是黯然神傷。
6月的最后一天，潘石屹在“廣渠路15號地塊”的拍賣中鎩羽而歸。雖然之前，業內普遍認為SOHO中國的優勢明顯：其在CBD區域擁有豐富經驗，出售三里屯SOHO、朝陽門SOHO后手中掌握大量資金，以及剛剛獲得銀行一百億的貸款額度。業內甚至傳聞，SOHO中國此次志在必得，已提前備好了慶功宴。
然而拍賣當天， 爆出的“ 黑馬”——方興地產以“有人舉牌就跟進”的迫人氣勢“財”壓群雄，用40.6億的天價將“廣渠路15號地塊”收入囊中，樓面價每平方米約1.6萬，成為北京招拍掛制度以來的“地王”。這刷新了僅四天前，由中電信息產業集團旗下成都中澤置業公司19.6億創造的“地王”記錄，而后者剛從富力地產手中搶走了“廣渠路10號地塊”。
與前兩家地產新貴相比，浸淫多年的央企保利更是于今年5月開始全面發力，幾乎參加了所有意向城市重點地塊的競買。連續拿下成都領事館路地塊、重慶鴻恩寺地塊、蘇州2009-B-14號地塊等三處“地王”，在京的大興黃村地塊、佛山禪城兩幅地塊，溢價幅度也在100%以上。只這五個地塊的投入就超過120個億。
據統計，從五月至今，出自國資手筆的地產投入已超過470億。
引發外界如此關注國企天價拿地，更關鍵的因素還在于此國企非彼國企。成都中澤背后則是主業不包括房地產開發的中央直屬特大型國有骨干企業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一擲千金的方興地產隸屬于主營石油、化肥、化工的中化集團。在新一輪土地市場中，此前房地產開發經驗并不豐富的國企捷足先登，出手如此之大，向市場傳達著一種強烈的信號，究竟是短期過渡還是與民爭利，這會不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憂？一系列問題已經擺到眼前。
誰成就了“國字頭”的擴張
天量信貸和低成本融資，讓包括進軍地產業在內的所有國企實現了“普惠”，在起跑線上就取得了競爭的絕對優勢。
2004年起，國資委用4年時間先后圈定了包括中房、保利、華潤、招商在內的16家央企，主業從事房地產業務。按照國資委的意圖，這16家企業將完成對百家央企房地產業務的整合，而非“16家”央企則必須盡快剝離旗下房地產業務，相當一部分作為主業過渡的房地產企業將逐步退出。2008年8月，李榮融表示，下一階段將轉變房地產央企的重組方式，由之前自愿組合轉變為國資委主動推進。
但全球經濟危機讓整合出現了逆向回轉。從今年二季度的數據來看，央企業的總體凈利潤和主營業務利潤出現明顯下降，但副業房地產利潤卻穩步增長，占到了整體收益的三成。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經濟中地產行業利潤仍具較大的誘惑力，另一方面也說明偏離主業的投資開始從央企分離出來。
目前在國資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業涉足房地產業。大部分央企的主業是與地產關系不大的鋼鐵、冶金、醫藥、農業、糧油、化工等，這些企業組成了最新的一股拿地大軍。
從李榮融七月份的講話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國資委目前對地產行業重組并購的回避。2007年國資委曾明確發文規定：中央企業投資非主業性質的房地產、金融、證券和保險業等，須報國資委批準。然而執行至今，政策制定者的態度卻180度轉變。面對當前各類央企都將巨額資金投向房地產行業的現狀，作為出資人的國資委卻稱“這是企業的正常經營行為”，表示不做干預。
“現在是不是政策上出現了變化，國資系統會不會全面進軍房地產？” 北京師范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宏新表示，監管部門對此應該給出一個更明確的答案。在國資委態度上的“ 不置可否”和監管虛置中，不少老牌民營房地產企業選擇退守二、三線城市。以萬科為例，今年萬科拿下的7塊土地中，除了一塊位于廣州，其他6塊均在無錫、廈門、青島等二、三線城市。“國進民退”之間，國企房地產開發商的壟斷氣勢給地產行業帶來巨大陰影。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將其評價為“去民營化的大勝小汰”。
事實上經驗已經證明，在整體經濟走向復蘇的進程中，實體經濟基礎尚不牢固以及制造業產能過剩的局面，使得其他行業的投資回報依然不確定。與此同時，銀行的信貸政策異常寬松，拿到信貸資金的企業既然不愿意投資于實體經濟，自然就會轉而投資并推高房地產和股市等資產市場。這并不是中國自有的模式，但卻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目前“國字頭”急速擴張的根本所在。
中國不動產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央企不但自有資金雄厚，而且在獲得信貸、政府幫助以及其它各種有助于降低成本的方面有著其他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
根據央行最新公布的數據，上半年人民幣各項貸款新增7.37萬億元，據估算，用于房地產業和制造業的中長期貸款將分別達3360億元和2370億元，而制造業信貸資金也可能流入地產市場。總數超過8000億元，已相當于拉動經濟4萬億投資的五分之一。
據銀行業人士透露，上述數字并不包括票據融資。轉而看全局，一季度國內票據融資平均利率在1.8%左右，遠低于同期貸款利率，可以節省最多三分之二的融資成本。規模大信用度高的央企通過票據融資，成本大大低于其他民營企業貸款融資成本。
除此之外，發行中期票據和向企業集團配股也是目前央企較多采用的融資方法，融資成本也均低于貸款融資。雖然中期票據的發行利率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同期貸款利率，央企通過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中期票據也可以輕松融得十幾甚至幾十億資金。
而集政治特權、金融特權及壟斷利潤于一身的國企，已不滿足于產業上游的電信、石油、礦產等領域，具備了向一般競爭性領域進軍的優勢條件。七月初，中國食品業最大宗的股權交易，中糧集團聯合厚樸投資公司，以61億港幣收購蒙牛集團20.03%的股權，成功入主蒙牛進軍奶業。這個與一直以來的國企改革方向背道而馳的行動，似乎在表明一般性競爭行業仍難逃國進民退的宿命。
“國”標待遇的是與非
在同樣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下，同樣是上半年的7.37萬億新增信貸中，小企業貸款僅占總額的8.5%。
在經濟形勢回穩甚至上升的評論聲中，有一份數據卻必須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八月初，國家統計局能源統計司發表的分析文章中稱，2009年上半年，規模以下工業企業(即中小工業企業)用電量同比下降48.9%，降幅遠遠高于同期全國工業企業。
中信證券電力分析師表示，“中小企業用電量的下滑數據確實讓人吃驚，如果說近50%的用電量下滑，相當于有一半的中小企業都停產了，這說明中小企業復蘇程度要遠遠低于國有企業，復蘇腳步艱難。”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此前一些經濟學者的憂慮，4萬億的投資并沒有讓占經濟主體總數更多、拉動就業程度更高的中小企業受惠。與“國字頭”動輒上百億的天量貸款相比，據全國工商聯的最新調查結果，有58.1%受訪中小企業認為融資是最大難題。
危機初期制定的“4萬億計劃”和一直以來反復強調堅持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現在看來已經離“通過政府主導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的政策初衷漸行漸遠。現實情況是民間投資并不踴躍， 其原因當然包括民間投資原有領域內的產能過剩， 但另一方面， 更是在一些領域內民間投資的生存空間被某些行政力量進一步壓縮， 同時國有經濟對民間經濟的排擠在金融危機中被迅速放大。
為實現國務院高層“進一步啟動民間投資，保增長”的要求，六月初國家發改委投資司醞釀制定了“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20條意見”，并有望在近期正式出臺。其中將鼓勵民資進入金融領域作為重點，并派調研組進行了地方專題調研。“意見”在擴寬民間投資的融資渠道方面規定，可以依法設立為民間投資服務的中小型金融機構，增加地方性中小銀行、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和規模。
與這樣的中央政策相反的是，6月下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以口頭通知的方式“知會”各區金融辦，申請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必須有管轄區域內的國有企業參股并且作為最大股東，否則將不予批復成立。同時被“授意”的還有嚴格限定經營范圍在注冊區縣所在地，不得跨區經營，以及建議減少或取消自然人股東。設定這一相對“嚴格”且硬性的準入條件，特別是要求國有企業要作為大股東參與其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倒退，背離了向民間金融開放的初衷。
然而， 與眾多無法計數的非“國”待遇相比，近期浙江紹興向民營企業推行的一條“國”標待遇卻更讓民企百倍震驚。
遭遇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后，紹興政府設計了一個旨在加強對民企監管的政策， “ 將對國有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逐步引入民營企業” ， 欲實施“ ‘ 政府之眼’ 將1369家規模以上(即銷售額超過百萬)企業納入財會監管聯席系統中，進行實時監控，讓紹興的主要領導每天打開電腦就能對主要民營企業的財務狀況一目了然”、“派駐審計進民企”、“成立民營企業黨工委和紀工委，視情委派黨組織負責人進駐大中型民營企業”等措施，將政府對民營企業的監管日常化、程序化。此體系一旦建設完畢，當地上千家規模以上大中型民企，將盡在政府“掌控”之中。
盡管紹興強調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依法行政，不超越法律范疇，并一再聲稱“監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加強服務。”然而，我們很難想象，這樣“嚴密實時”的政府監管與民企的商業秘密和經營決策，要怎樣才能和諧共存。
進退中的未來
有人感慨，無論銀根緊松，得益的都是國有大型企業，而中小民營企業的未來也許注定著坎坷。
對于類似的“新國資運動”，國家發改委早在2007年就曾提示風險：國企盲目擴張會擠壓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然而此輪“國進民退”不同以往的除了經濟危機的影響，恐怕還有一個因素至關重要，那就是“央企整合的2010目標”。
隨著2008年32家A類央企名單的出爐，既定的2010年把中央企業調整優化到80-100家的目標，以及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的方向已經日漸清晰。
2010年“大限”對于這32家A類央企來說，意味著國資委“30-50家大企業集團”的嫡系名額，保持這種優勢的重要前提就是不要在今年掉隊；對于“A榜”無名者來說，如果不能在今年改變經營業績，那就很可能在整合中成為被“圍剿”的對象。
國資委相關人士曾表示， 未來幾年，中國國資體系將面臨大洗牌。對于國企未來的出路，他認為應發掘新的戰略性企業。而這些企業來自兩方面，一個是央企之間的重組整合，另一個則是央企在強化主業的同時在上下游進行擴張。
于是，面對2009年變數尚多的經營環境和“2010大限”，大踏步的前進，最大限度的提高業績也許就成為所有央企的最高目標。
而對于已在節節后退的民營企業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財政政策在將來會不會形成通貨膨脹等過熱現象？如果一旦不幸言中，政府難免要對此采取調控手段，那么，中小企業與民營企業則很有可能首先成為“被調控”的對象。繼之成為銀根緊縮等調控措施的第一波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