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闖關，在自上而下大力推動的同時，來自企業、市場的內生性“轉型”動力又如何？半月談記者最近走訪一批浙江民營企業，從這一以“草根韌勁”、“反應靈敏”著稱的群體中探尋答案。 
　　多年高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矛盾總爆發，讓浙江民企危機中受到的沖擊前所未有。痛定思痛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氣，是第一時間“修復”企業、“修正”自己的主動選擇。順時應勢，把危機作為“倒逼”企業提升的難得機遇，對產品、技術、機制體制進行全面創新；先人一步，在開放初期引領市場潮頭之后，繼續謀求在轉型升級、搶占未來制高點上的“先發優勢”。浙江民企整體表現出的新趨勢，令人鼓舞，給人啟迪。
　　《半月談》今年第5期曾推出一組人物報道，記錄下了危機中各行業人們的抗爭經歷，其中也包括此次回訪的一些民營企業家和基層政府官員。針對深層矛盾展開的新一輪轉型任重道遠，第一線企業“自我否定、自我提升”的膽略和實踐，讓我們自下而上看到了中國經濟轉型闖關進程中的希望之光。
　　刻骨銘心的記憶
　　本刊記者 李亞彪 裘立華
　　早在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內縫紉機行業龍頭飛躍集團的掌門人、全國人大代表邱繼寶就明顯感覺到了企業的內外多重壓力：宏觀調控、原材料上漲、用工成本增加等等。但在記者見面會上依然泰然自若的他萬萬沒有想到，半年后企業就陷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財務危機，幾乎同時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悄然進入中國，進入浙江，進入更多的民營企業。
　　現在，飛躍集團的廠房外墻上，懸掛著“新公司、新起點”的條幅，邱繼寶同他的企業已從危機陰影中走出來。他同浙江無數民營企業家一起，一邊“修復”企業，一邊學會在這場危機中“修正”自己。
　　2008年尤其是下半年，是浙江民營企業不堪回首的時期。南望集團、華聯三鑫、江龍控股、寧波中強等一批大型民企集中出現危機，或關門停產，或瀕臨破產。令人驚詫的是，一些被稱作行業內的“優質企業”竟“瞬間死亡”。
　　“感覺就像是半夜醒來發現著火了，往哪兒跑都不知道！”半月談記者今年初走訪紹興縣時，當地干部如此感觸。
　　如今，一些研究人員包括企業自身在反思危機時，除了外在因素，也看清楚了其中諸多耐人尋味的內因。從某種意義上，它們集中暴露出了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高速發展過程中忽略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遲早要暴露，危機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
　　民營企業盲目“做加法”，是埋下的第一顆“定時炸彈”。2008年國慶節前后，紹興縣兩家大型民企突然停產，一家是PTA產能居世界第二的華聯三鑫石化有限公司，于9月29日停產；另一家是在新加坡上市的國內印染行業龍頭江龍控股集團，于10月7日停產。
　　2003年創立的華聯三鑫，在短短5年內，就擁有了號稱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的PTA產能，2007年銷售收入達108億元。在前幾年間，生產PTA是暴利行業，華聯三鑫不斷擴容。去年原油價格一路走高，上游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下游市場需求不足，過大的攤子成為制約企業的因素。
　　江龍控股也擴張極快，旗下先后成立浙江江龍印染公司、浙江南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方圓紡織超市有限公司等8家子公司。企業停產后，董事長陶壽龍失蹤。他在留給紹興縣領導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頭腦發熱，過度擴張，包括在新加坡上市，以為錢很好賺，導致最終停產。
　　熱衷于擴張，而企業管理跟不上，是這些優質企業“突然死亡”的共同特點。在寧波市，中國電動工具出口商巨頭——寧波中強工具有限公司突然宣布破產。知情者透露，這家壽命僅10年的企業自2003年收購德國盧茨機械設備公司后，迅速走上擴張之路，幾年間職工人員增加1倍多，并在上海、寧波等地大量興建新廠。無節制擴張最終導致企業運行困難，這樣一家“走出去”搶占歐美市場制高點的優秀企業，在短短幾年間從頂峰跌落。 
　　“不務正業”掙“快錢”則加快了企業走向衰敗的速度。不少民企在發展勢頭較好時，拋棄主業，進入資本市場或房地產市場。被稱作“中國軟件業十強”的杭州南望集團，大舉進軍房地產、小水電等領域，并斥資數千萬元到美國購買油田，受到“副業”的拖累，最終不得不申請破產。寧波中強公司在擴張中大量購買房產與土地，最后不堪其累。義烏市的金烏集團也多頭進入服裝加工、紡織原材料批發、現代農業開發、酒店服務業與商貿業等領域，成了“萬能企業”，最終步入危機。
　　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發展遇到困難的企業應對失當，想通過進入資本市場撈回損失，也導致企業走向危機。據紹興縣政府介紹，華聯三鑫就是在內憂外困加劇后，斥資進入期貨市場，期貨造成虧損，不久后就停產。溫州市一位行業協會負責人說，隨著宏觀形勢趨緊，有的鞋業生產企業以廠房和住房抵押，貸款數千萬元到外地投資房地產，這些都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業內人士反映，不少大型民企都有自己的房地產項目，有的甚至連主業都不做。“多元化擴張，尤其是進入股市與房地產業，最終土地買來了，房子蓋起來了，風險也就來了。做實業的企業家盲目投資資本市場，著實是大忌。”浙江大學經濟學教授史晉川等人研究發現，在危機中，一些堅持發展主業、專注于某一產業領域的企業，受經濟波動的影響就比那些棄主業、掙快錢的企業小得多，風險也小得多。
　　在多病纏身的情況下，“資金鏈斷裂”成為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不難發現，浙江許多民企是“資金依賴型”企業，一旦這根鏈條斷裂，往往成為對企業的“最后一擊”，直接導致企業一夜之間關停。華聯三鑫多年來一直熱衷于負債經營，到2008年9月為止，企業負債超過百億元，債權人涉及十幾家銀行。隨著大量固定資產貸款到期收貸，新的流動資金貸款增加困難。2008年一季度以來，公司陸續被各家銀行收回貸款。而在整個上半年，銀行對企業凈減貸款十幾億元。2008年9月29日下午5時，企業的最后一單信用證無法支付，已經到寧波港的貨拿不到，生產不得不突然停掉。
　　同樣，金烏集團背負的債務已超過企業的總資產。凈資產只有1億多元的寧波中強集團負債最高達3億元，每年僅利息就需要上千萬元。研究人員分析，一個企業如果沒有相當規模的自有資產，而負債率又超過警戒線，資金一旦出現問題，必然會導致企業迅速“死亡”。
　　“后危機時代”的抉擇
　　本刊記者 李亞彪 裘立華
　　“這里的民營企業正在走向二次創業，而政府要提供的就是平臺的搭建。國際會展中心用于輕紡城發展會展經濟，科創大廈則可以完成過去不少中小民營企業單獨無法完成的研發。”在紹興縣柯橋大街上，中國輕紡城國際會展中心、中國輕紡城科創大廈拔地而起，縣委書記徐煥明介紹說。
　　與現在的從容自信相對照的，是這位縣委書記近一年時間里經歷的上任以來從未有過的巨大壓力。2008年華聯三鑫與江龍控股等一批龍頭企業的突然停產，讓徐煥明一度驚心動魄、徹夜難眠。而今年到10月底為止，全縣用電量、財政收入、市場交易量等指標的大幅回升，又讓他對民營企業的草根韌勁有了新的認識。華聯三鑫停產后，浙江遠東化纖集團與紹興濱海工業區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注入資金，對企業進行重組，讓這一PTA生產巨頭再次恢復生機。江龍控股也隨后重組成功，避免了本地經濟的振蕩，提振了企業家的信心。
　　這一年來，徐煥明和縣里一班人處于超常規的工作狀態。當一批企業熱衷于賺熱錢、不務正業時，紹興縣有針對性地在企業中開展“愛主業、愛資源、愛家鄉”教育活動。一方面縣里出臺政策，鼓勵紡織、印染企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產品自主開發；另一方面，他大力倡導、不斷深化“畝產論英雄”的理念，促使企業節約利用土地等要素資源、強化效益意識。
　　“這里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大力倡導企業家一門心思做好實體經濟，研究如何提高企業管理水平與研發能力，不要盲目炒房地產與股票，防止資金沉淀。這場危機為紹興縣的企業上了重要一課。”徐煥明說。
　　紹興縣是浙江民企群體一年來境遇變化的縮影。浙江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起步最早的地區之一，其民企先人一步的靈活經營機制，以市場為導向的特性，一度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明星，然而金融危機給這些“明星”們和政府層都上了深刻一課。盲目擴張、不務正業、負債經營等等，無不同民營企業的發展模式、治理結構、管理水平相關。民營經濟多年高速發展中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在危機壓力下暴露無遺。
　　臺州是浙江民營經濟發育最早的地區之一，曾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并稱為“溫臺模式”。市發改委主任鄭薦平等人坦言，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當地民營經濟過去30年來的固有模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罕見危機的檢視，從融資、產權、治理結構、人才建設等方面，都需要民營企業在走過改革開放30年道路之后，有新的嬗變。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適時提出把金融危機作為“倒逼”發展模式轉變的難得機遇和動力的背景下，主動出擊，利用“危機修正”效應，從融資、治理結構、發展空間等方面推動民營經濟創新、民營企業創新，推動民營經濟在危機后實現整體升級，正成為從政府到企業界的共識。目前，全省已確定臺州市與溫州市作為首批民營經濟創新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區，其他地方也開始著力推動民營經濟在多個層面創新。
　　其中，臺州市對民企實施的“非禁即入”原則，引人注目。市發改委副主任金凱向記者介紹，他們推動市場準入創新，打破了過去一些領域的壟斷，制定政策放手讓民營企業參與城鎮供水與供氣、公共交通、垃圾與污水處理、發電行業等領域的投資、建設與運營，允許符合條件的民企申請經營電信增值業務。全市去年在電力、燃氣、水等傳統壟斷行業以及市政公用事業相關配套企業中新注冊的民企達139家，這一數字超過了經濟高峰期的2007年。
　　針對浙江民企中不少管理層還是第一代創業者，有的還沿用發展初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對企業不愿意隨便“放手”，對產權多元化心存畏懼，嚴重增加經營風險的現狀，各地力推企業治理結構創新，更新民企“當家人”面孔。在政府引導下，不少企業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推進民營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吉利集團、中捷集團等一批民企從全球化視角引進職業經理人，三友控股集團還提出人才持股方案。一些地方由政府出面，組建了“70后企業家俱樂部”，通過論壇與培訓的辦法提高新生代企業家的綜合素質，解決一些民營企業的傳承問題。

創業初期的浙江民營企業家曾用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嘗遍千辛萬苦的“四千精神”，讓浙江從資源小省成為經濟總量居全國第四的市場大省。現在面臨著新的闖關，浙商的“草根韌勁”又唱出新篇。省委書記趙洪祝把它概括為“千方百計提升品牌、千方百計保持市場、千方百計自主創新、千方百計改善管理”。經過金融危機大考的歷練，這種“新四千精神”被賦予更多的內涵與外延，企業越來越趨于理性和成熟。  
　　“誰也想不到在我們這家‘老字號’里，大豆、海藻、竹炭都可以用來做衣服。”浙江七色彩虹針織有限公司負責人自豪地說，“在市場普遍困難的情況下，我們針織面料銷售在國內同行中排到了前5位。” 
　　這家建廠30多年的老紡織企業，就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去年，生產的海藻纖維針織面料和蕾塞爾大循環針織面料通過省科技成果鑒定。而在這背后，是公司擁有的16個發明專利、4個新型實用專利、4個外觀設計專利。他們先后投入上億元，購進德國、美國、意大利、瑞士等地的高科技設備，設備更新已經到了第四代；公司自主研發的“大豆纖維針織品與染整技術”等，解決了業界多項技術難題。 
　　民企的加速轉型不僅表現在技術、產品層面，痛定思痛后針對多年痼疾果斷實施的內部機制體制上的創新，意義更為深遠。在臺州，飛躍集團由于企業管理層決策失誤導致的財務危機，讓當地民營企業對企業治理結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曾一度堅決拒絕上市的公元集團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的引導下，已邁出在創業板上市的步伐，目前輔導期已結束，正積極準備申報材料。 
　　“董事長創業較早，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也在下降，需要引進新的管理人才，他的思想也在解放。上市后，企業經理人好引進，否則招聘財務總監或投資經理，同樣待遇下，人才是不會來的。”董事會秘書趙以國說，公元集團在創業初期，管理層以本地人為主，現在來自外地的優秀人才在增多，身為董事會秘書的趙以國是安徽人，財務總監則是從青島招聘的。集團董事長原來兼總經理，抓住管理崗位不放手，現在則把總經理的職位交給了1975年出生的原副總經理盧震宇。 
　　江鑫鍛造有限公司是上世紀80年代末慢慢發展起來的。銷售部門負責人金永正介紹，前兩年公司雖然“跟風”實行了股份制，可也只是“董事長一個人說了算的股份制”；現在公司正“修正”過去舊的模式，真正吸納外來股份。隨著放寬一些領域的準入，江鑫公司開始涉足防爆材料的生產，成為浙江首家進入該領域的民企。 
　　2009年4月，已有15年經營歷史的浙江臺州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召開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董事會。這家集近海航運、碼頭裝卸、倉儲配送于一體的綜合性物流企業，原本股權100%掌握在董事長梁軍及其愛人手中。今年初，梁軍決定拿出45%股權轉讓給公司其他管理人員、優秀員工及外部戰略投資者。 
　　“企業做大了，不能老是老板一個人做。”梁軍表示，轉讓股權可以留住人才，學習其他大企業管理理念，還可以推進民主決策，減少決策風險。他坦言，去年以來一些大型民企在金融危機面前“折戟”，說明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已是企業家必須正視的問題。 
　　飛躍集團的從瀕死到重生，更稱得上是浙江民營企業在這輪危機中脫胎換骨的樣本。2008年，飛躍集團陷入財務危機，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美國次貸風波，多重因素的疊加使飛躍集團出現資金鏈斷裂風險，登門討債者絡繹不絕，企業的銀行賬號、不動產也被法院凍結查封。臺州市政府在一份報告中認為，“由于財務危機，飛躍集團自身已無法支撐，面臨崩盤危險”。業內人士分析，飛躍集團出現危機的重要內因之一就是民營企業的自身管理缺陷，近兩年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過快造成資產“固化”，而單一的股權結構導致決策風險過于集中，隱患早已埋下。 
　　一時間，飛躍集團5000多名員工能否保住就業，飛躍集團身后的近千家配套廠商能否保住飯碗，為飛躍集團提供貸款擔保的企業能否保住穩定，皆懸于一線。“那些日子，我是忍辱負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坦言。 
　　在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下，飛躍集團最終被從危機的懸崖邊緣拉了回來。2008年全年出口額繼續保持全行業領先。在政府引導下，飛躍集團將縫紉機業務推出重組，當地7家企業共同發起的浙江新飛躍股份有限公司注冊成立，大型民企星星集團入股31.6%，飛躍集團轉為第二大股東。新飛躍董事長由邱繼寶兼任，總經理由董事會聘請業內資深人士出任，以推進股權社會化、經營專業化。與此同時，飛躍集團將致力于發展再生資源、自動化控制系統等環保、高科技產業。 
　　“‘一股獨大’不科學，自己以前也不愿意出讓股權，現在想明白了，只有規范的管理和科學的制衡，才能充分地釋放企業的品牌價值。”經歷了這番切膚之痛和跌宕起伏，搞了多年企業的邱繼寶對于股權的認識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針對深層次矛盾展開的新一輪轉型，任務依然艱巨。臺州市經委主任張銳敏認為，新形勢下，進一步推動民營企業機制體制革新非常緊迫。民營企業發展到今天，“一股獨大”和“一言堂”式的管理已非常不適用，應抓緊對上規模的民企進行培訓輔導，推動普及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更多專家認為，民營企業要轉型升級，民營經濟要創新，必須突破許多體制、政策的“泥巴墻”或“玻璃墻”，因此政府、政策都必須有所為，不能靠打“擦邊球”過日子。比如解決非上市民企股權的流動問題、破解用于中小企業貸款的設備質押缺少操作辦法等難題，都需要政府在高層有比較明確的政策意見。 
　　塊狀經濟整體“變臉” 
　　本刊記者 李亞彪 裘立華 
　　以廣大民營企業組合成的塊狀經濟，是高速發展的“浙江模式”的特色之一。全省90%以上的縣市區都培育和發展了塊狀經濟，年產值10億元以上的塊狀經濟達312個。在應對危機壓力的過程中，浙江塊狀經濟也在發生著悄然而深刻的變化。 
　　在以襪子產業為代表的諸暨市大唐鎮，不少企業的設備是電腦控制，有的車間班組長是博士畢業生。鎮黨委書記袁志剛說，在這里，傳統產業的高新技術化正成為日益普遍的現象。過去是科研院所找企業想把新項目產業化，現在則是企業想方設法找科研院所。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高新技術正帶動浙江塊狀經濟整體發生著“變臉”。在領帶產量占到全國90%的嵊州市，市領帶協會常務副秘書長周慶余介紹，全行業已掀起一場“裝備革命”，目前擁有進口高檔電腦提花劍桿織機1300多臺，不論在數量上還是設備性能上都遠遠超過了意大利的水平。在嵊州市的領帶行業，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為高新技術的受益者。好運來公司開發的功能性真絲改性技術，解決了領帶抗縮、防菌等技術難題。麥地郎集團投資2500萬元建立數碼面料花型設計研發中心，將研發世界最新的面料花型圖案和數碼無循環花型應用技術。 
　　步入紹興縣夏履鎮新中天集團，新投資的高科技無紡布生產線已全部投入生產，一次性帽子、鞋套、除塵室，一切都與人們印象中的傳統紡織車間大相徑庭。長期以來，具有產量高、成本低、用途廣的無紡布由于科技含量高，國內許多企業一直無法涉足。新中天集團原來是當地最大的織造企業，后來運用科技新成果開展無紡布生產，并帶動鎮上其他企業。鎮政府考察研究后決定做大無紡布，現在該鎮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水刺無紡布生產基地。 
　　研發與營銷能力提高、交易與物流成本降低——在紹興縣輕紡產業、嵊州領帶產業、諸暨襪子產業等傳統塊狀經濟區域，一系列新變化正在集中出現： 
　　從過去一廠一鋪的傳統營銷模式到集群營銷。紹興縣中國輕紡城是亞洲最大的紡織品市場，今年4月20日，新設立的國際面料采購中心在這里開業。總經理鄧素微說：“這里有上千個品種，中心還計劃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全國主要城市設立紡織品網上營銷中心，在紐約、米蘭、巴黎等地建立電子商務營銷機構，盡最大可能為供應商和采購商節省時間、降低成本。” 
　　從過去個體研發到設立公共研發平臺。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江南分院設在紹興，常務副院長莊小雄指著染整技術開發中心、新材料技術開發中心等實驗室說：“中心采取會員制，現在已有20多家企業成為會員，這些企業想研發新的產品可以委托我們，可以免費使用這里的儀器設備，遇到技術問題可以拿到這里攻關。”在盛產襪子的諸暨市大唐鎮，也有面向區域內所有企業服務的襪業研究所，解決了過去單個中小企業研發力量弱、成本高的問題， 
　　從“小而全”到聯合物流。在領帶之鄉嵊州，由巴貝集團等6家公司共同投資的物流公司前不久剛剛成立，這是當地出現的第二家聯合物流公司，將承擔起當地領帶業的上游業務，讓更多的企業騰出手來進行產品的研發與升級。“過去生產企業‘小而全’，自購原材料、自辦運輸，不但上游易被人掌控，而且庫存壓力大。”周慶余介紹，“聯合物流可以盤活企業資金上億元，全年節省利息近千萬元，采購成本也極大降低了。” 
　　從跑中心城市檢測到就地檢測。諸暨市大唐鎮的襪業公共服務平臺就設在襪業城中，質量技術監督人員金漢正與同事一起，在用一部新購進的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檢測產品的農殘等有害物質。金漢說，這里的檢測可以達到省級水平，而過去企業檢測產品，要跑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非常不方便。這樣的檢測機構在紹興市幾個塊狀經濟區都已出現，紹興縣擁有中國紡織科學院的紡織品質量檢測認證中心，嵊州市設立了權威的全國領帶服飾質量檢測中心。 
　　浙江塊狀經濟早期只是地理相近的區域內一種簡單的重復與疊加，企業間互相的聯系是無機的，現在這種局面正成為歷史，一些地方的塊狀經濟產業布局正走向龍頭引領、小企業分工協作的新階段。 
　　產品分工進一步細化。諸暨市經貿局副局長倪敏利說，過去產業布局雷同、惡性競爭的較多，現在企業都意識到了差異化發展，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以襪業為例，有做原料的，有做成品的，有制造襪機等生產設備的。在成品中，有做高端的歐美市場，有做中低端的國內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市場。 
　　產業鏈的分工進一步細化。服務鏈從生產鏈中脫離，成為紹興紡織產業的普遍現象。諸暨有專門的原料采購企業、專門的貿易銷售公司、專門的海關出口服務公司、專門的襪機維修服務公司，當地還出現了專門培訓員工的職業學校，取代了過去企業自己搞培訓的局面。企業只要進入塊狀經濟的產業鏈，就擁有了全部的生產流程。 
　　生產環節的分工進一步細化。在大唐鎮，許多襪業企業廠房都不是自己的，甚至生產設備的產權也是本地一些小型加工戶的，“職工”更是來自千家萬戶。諸暨市副市長吳成表解釋說：“這樣一來，只要接到訂單，企業就把任務分解到千家萬戶，只需要在生產環節提供管理人員就行，自己可以全身心地抓品牌與市場。” 
　　“通過分工的細化，產業布局由簡單疊加變成‘有機嵌入’，出現了產業集群的雛形。”吳成表打了個比方：“塊狀經濟與集群經濟的最大區別就是，塊狀經濟好比一袋土豆，袋子一打開就散掉了；集群經濟好比一串葡萄，可以一下拎起來。傳統的塊狀經濟是無機的扎堆，集群經濟是有生命的組合。” 
　　分工的細化，讓擁有一池“民營經濟活魚”的浙江塊狀經濟，有了出現越來越多“飛龍”的可能。傳統塊狀經濟加速向現代產業集群提升，這也許是一輪危機過后浙江民企群體最大也最有深遠意義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