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布局城鎮化戰略甫一落子，各地即掀起推進熱潮。
12月16日，從湖北省發改委了解到，湖北正在起草支持小城鎮改革發展試點工作的政策，年底即將出臺。該項政策將重點通過推進“土地雙掛鉤”（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試點，支持省內中小城鎮的城鎮化發展。
“首批試點將選擇在‘仙洪試驗區’和省內試點中心鎮推廣。”湖北省一名發改委人士說，到2020年，像仙桃這樣的直管市，其城鎮化水平要達到60%左右。
同樣是響應“城鎮化”的戰略，浙江省的杭州的路徑卻有所不同。12月16日，一場名為“2009錢江新城·城東新城招商推介會”云集諸多世界500強企業、金融機構和開發商。杭州北部的“造新城運動”正式開幕。
根據杭州市區域發展規劃，杭州將沿著錢塘江打造10座新城，分別為錢江世紀、城東、濱江、錢江、下沙、江東、之江、臨浦、臨江和空港，這些新城的總面積達441平方公里，預計居住人口將超過400萬人。
全國新一輪城鎮化浪潮中，湖北和杭州路徑只是兩個縮影。
大城市化還是中小城鎮化？這個持續爭論數十年的老話題，在“擴內需”新背景下發出了新枝。
“城市化”與“城鎮化”的一字之差
“學界對此已爭議了二十年。”北京大學公共經濟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胡弼華告訴記者。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逐步放開了原有對人口流動的限制，隨著沿海出口加工業的興起，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參與全球產業分工，中國城市化迅速起步。
圍繞這一世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1980年代初期，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小城鎮、大戰略”的發展思路。中央起初亦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基本政策。
“當時這一戰略是為了避免出現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病’。”胡弼華說。
但這一政策隨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小城鎮大規模的數量擴張而引發爭議。許多學者認為，中小城鎮的城市化戰略造成重復建設嚴重、資源利用效能低下，并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他們主張，應該集中精力發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
“中國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一樣，人口密度大、國土質量不太好，這就需要加強空間的集約利用。日韓兩國50%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居住在2—3個中心大都市。”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金祥容對記者說。
金祥容舉例，浙江省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800人，相比之下，以中小城鎮為主的美國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22人，而其國土質量遠優于中國。
論爭興起之時，中國的二元結構問題也漸漸浮出水面。隨著經濟發展格局的悄然變化，“三農”問題、固有的戶籍制度和行政體制問題，成為困擾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桎梏。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城市化進程步伐明顯放慢。
200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43%，在全球排名第128位。在遲滯的城市化進程和制度改革困擾面前，關于城市化道路選擇的爭論暫時消歇。
“金融危機使城市化重新被提升至戰略高度。”金祥容表示，在“擴內需”的問題上，城市化無疑是一個強大的需求發動機。
但此番中央重提之際，“城市化”已悄然變成“城鎮化”。一字之差重新引燃官學兩界對城市化道路的討論。
各唱各的調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的一位人士說，“城鎮化”是中國學者創造的一個新詞匯，最早由辜勝阻在其1991年的論文《非農化與城鎮化研究》中提出。
“與‘城市化’一樣，‘城鎮化’概念至今亦尚無統一概念。”這位人士表示，近5年來，關于“城鎮化”的概念至少20種以上。
在概念“百家爭鳴”的同時，各地城市化在實踐上已經各唱各的調。
除了上述的杭州之外，記者從浙江有關地區了解到，浙江的“造新城運動”，其地級市如臺州、縣級市如慈溪、上虞等都積極謀劃新城發展。僅慈溪的新城規劃面積就達200多平方公里，相當于其現有建成區面積32平方公里的6倍多。
相比之下，“三農”負擔較重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在發展省會等區域中心的同時，更多的精力不得不放在解決縣域經濟、推進中小城鎮的發展上。
“在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化無法解決‘三農’問題。”胡弼華表示，在中西部省份，中小城鎮化是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消除二元結構的有效途徑。
胡弼華認為，目前中小城鎮化面臨的最主要障礙，是市場化程度不足的問題。“土地、資本、人力等基本生產要素還沒有實現自由流動，這從根本上阻礙了中小城鎮化的自然進程。”
但對于人口密集的東部沿海地區來說，中小城鎮化之路似乎過于奢侈。
“比如在浙江，空間組織成本就很高，這需要每平方公里的產出也要很高。”金祥容說，成本和收益的問題，使得浙江這樣經濟發達、人多地少的地區多選擇大城市化的道路。
浙江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徐劍鋒則說，最早在浙江實行的“省直管縣”改革后來即遭遇尷尬，盡管縣域經濟得到加強，但影響了區域中心的資源優化配置。
前述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的人士認為，對于城鎮化的發展路徑，還是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科學制定規劃，不能全國一盤棋。“這不是‘折中’，而是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