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煜輝，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最近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影響到底有多大？ 
坦率地講,沒有人能準確地估計這種影響的程度,但是這里或許可以提出一些看問題的視角。 
如果把最近10年的全球經濟做一個高度地抽象,你會發現,中美經濟體是個“圈”。消費（儲蓄）與投資這兩類最基本的經濟活動分別發生在這兩個不同的經濟體中。 
中美呈現出完全相反的經濟形態。美國有高達72％的消費率,高度復雜的金融系統不斷把底層的流動性引流到上層,變成消費者的信貸和消費;而中國,則是51.2％的高儲蓄率化身為43％的高投資率,導致產出遠高于消費。 
這兩個經濟體的任何一個,孤立地看,都是嚴重失衡的,中美合在一起,兩種失衡卻恰好形成互補。但這種互補絕不完美、平滑——經濟畢竟是有國界的。 
美國人不儲蓄,只消費。2008年第三季度,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居然下降至-1.7％。美國人寅吃卯糧,債臺高筑。2007年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占GDP比重高達5.28％,美國的凈債務占GDP的比重突破了30％。 
一國經濟增長沒有儲蓄是不成的,儲蓄是一國經濟增長最基本的必要條件。于是,就有了美國特殊的儲蓄動員機制——資產型儲蓄,中國人把它換了個說法,叫“財產性收入”,一個意思。 
美國超強的金融市場不斷提供便利,使投資者能夠以所持有的金融資產進行再融資。通過融資——購買新的金融資產——再融資—再購買新的金融資產——再融資……的循環,投資者可以獲得不斷增大的收益。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很多美國人用來慷慨消費的錢不是常規的工資收入,而是來自以房產和證券增值為抵押的再貸款。房產和證券如果不斷增值,就可以不斷再貸款,于是就以同一個抵押品不停地重復借錢。 
于是我們看到美國股市和樓市的景氣與消費相關性極高,我們做過一個實證研究,發現美國住房價格每上升10％,將使家庭消費實際增速提高1.4個百分點;股票收益率與滯后一年的消費實際增速也存在明顯相關性。 
除此之外,美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權力,就是美元霸權。美國由于手握美元霸權,沒有儲蓄可以占用別國的儲蓄;發美鈔不需要黃金的背書,發美債也不需要自家儲蓄做擔保。197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宣告破產,特別是最近10年,隨著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融入全球化,中國不僅成了美國人的生產基地,事實上也成為了美國人的銀行。美國人用花花綠綠的紙換回了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和服務。 
中國人既沒有超強的金融體系,人民幣更沒有國際貨幣霸權,所以經濟要增長,就只能老老實實地儲蓄,老老實實地投資。 
轉化不了投資的儲蓄剩余在國內沒有去處,只能輸出到美國,不過不是通過私人投資的方式,而是以央行儲備購買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的方式再循環回美國。因為中國金融體系的效率不夠高,不足以將中國龐大的儲蓄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美國的金融體系實際上成了全球資金包括中國儲蓄的配置中樞。 
通過美國復雜的金融系統,中國的儲蓄剩余一部分轉化為了美國的消費,同時也是中國制造的訂單,另一部分轉化為各種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資甚至是熱錢,重新流入中國最掙錢的部門和項目。所以美國的國際收支一直存在一個所謂“暗物質”之謎,一個對外凈債務高達2.5萬億美元的國家,居然每年不要支付任何利息,反而能獲得近800億美元的投資凈收益。 
最近十年,在太平洋的東西兩岸,事實上形成了一個中美之間的資金物流循環圈,很多經濟學家稱之為“中美經濟聯合體”。這個循環在過去10年扮演著全球流動性的主力“水泵”,不斷為流動性循環提供動力。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當美國連一個餐館服務生都能靠次貸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夢想的時候,美國的消費蛋糕也就無法再進一步做大了。剎那間,暖流變成了一股寒流,寒遍全球。 
很顯然,這個循環要再重新流動起來的條件,就是美國金融消費必須重新恢復。但是美國人還敢借錢嗎？即便美國人借錢消費的慣性還在,銀行還敢貸款嗎？ 
如果借貸消費的模式不可持續,那么對于美國來說,未來恢復均衡的唯一方式就是存錢,即美國居民儲蓄率除了上升,無路可走。 
我們知道,儲蓄是收入除去消費以后的剩余。故此,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多少,就意味著美國家庭消費要下降多少,這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美國人消費不了那么多中國產品了,中國人就得自己把它消費掉。美國增加多少儲蓄,中國就要增加多少消費。 
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曾作過一個簡單而抽象的測算:1990年之前的50年,美國居民儲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到10％,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估計美國的家庭儲蓄率至少需上漲到GDP的5％,意味著和美國家庭消費相對應的項目要下降這個幅度。考慮到美國的經濟規模大約是中國的3.3倍,而消費只占中國收入的不到50％,中國的消費增長恐怕至少要增長40％以平衡美國5％的儲蓄增長,他認為中國短期內不大可能完成這個目標。 
所以,中國恢復均衡的唯一方式:清洗過剩產能,收縮經濟。 
在未來數年中,這個“中美經濟聯合體”一定會經受一個再平衡過程,美國消費率將由72％的高位重新回歸到1970~2000年的區間65％~67％。中國的工業增長也會從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12％的區間。 
如果我們做一次歷史的時空猜想,事實上1929年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運動里中國的角色。在產能過剩的危機中,經常項目的順差國,往往更加脆弱。因為再平衡的拉鋸戰,對貿易順差國意味著產能收縮,對貿易逆差國則意味著產能擴張。從1930年的例子看,當時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所受到的打擊,比貿易逆差國英國的沉重得多。 
當然,我們堅信,歷史不可能簡單地重復,中國政治穩定、金融穩定、財政殷實,具有較強的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中國有最大的市場,最強的制造能力,從需求看,中國的城市化率僅有43％,中國的人口集聚還遠遠沒有完成,經濟成長的空間十分廣闊。 
如果我們加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力度,加快深層次的體制改革的步伐,減少壟斷、放松管制,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減小再平衡的痛苦,實現軟著陸,轉危為機,變被動為主動,重新創造出中國經濟的奇跡。（原題《“中美經濟聯合體”的痛苦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