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我國經濟正處在企穩回升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這是所有人的共識。然而，結構調整，這個說了近十年的詞，至今更多仍是停留在口頭上。停滯不前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強制性和推動力。
如何強制？怎么推動？在經歷了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更多的人在思考這兩個問題。12月19日下午，文津國際酒店四層，在搜狐新視角經濟學人論壇2009年會上，五位來自不同研究領域的經濟學人各抒己見，對于如何使結構調整不再停留在紙上談兵提出了諸多設想。 
調整結構的緊迫性，超過任何時候
“十年前我們做十五規劃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做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當時提出了四個層次的結構矛盾。然而，在十五末期的時候，這四個層次的結構矛盾不僅沒有緩和，反而全面逆轉，連戰略性都沒有破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劉福垣開門見山，指出要進行結構調整，首先應該反思為什么在十五規劃中就特別提到的結構調整，在今天卻依舊沒有突破進展。
2001年11月16日，原國家經貿委發布了《“十五”工業結構調整規劃綱要》。這是我國進入新世紀后的第一個以結構調整為主線、覆蓋整個工業領域的中長期規劃。根據這個規劃，結構調整將從6個重點方面展開，即通過加快國有經濟布局調整，提高國有資本利用效率；通過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其國際競爭力；通過發展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優化企業結構；在地區結構調整方面，將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高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水平，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然而，近十年過去了，這個結構調整所強調的一些重要內容，依舊沒有很大的突破。就此，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在經過了這樣的金融危機，我們到了一個非調結構不可的時候了。“今天調整結構的緊迫性、強制性，超過任何時候。”
在他看來，三件大事對我們提出了嚴峻挑戰，一個是全球性流動性過剩，一個是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另一個則是低碳的挑戰。
“這三個挑戰，由輕到重，比金融危機前、比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來得更加嚴峻、來得更加復雜。”李稻葵說。
調整結構根本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事實上，結構調整的迫切性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日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將調結構和促消費作為2010年的工作重點。盡管是作為工作重點，但是若沒有實際的舉措，有可能這又將只停留在口號上。
比如在去年底，當時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便強調調結構的重要性，并把其和保增長、擴內需并列，但是，目前來看，結構問題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加重了。
“我們這次用的是投資需求擴張來對沖出口需求的萎縮，但是這種情況可能也難以持續，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全面過剩的情況，繼續加大投資就帶來未來更大的產能，給我們出更大的難題。”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認為，其實所有的結構調整都要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這些調整怎么打開消費渠道，而要打開消費渠道，就不得不面對分配問題。
但是調整分配結構并不只是簡單地調工資，必須要改革分配機制。按照劉福垣的觀點，改革分配機制，應該按權利分配，同工不同酬的機制要改成要素分配，真正做到等價交換，勞動力真正轉化為商品。
“一系列結構都是互相套制的，最根本的結構就是分配結構。目前最大的主要矛盾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要想調產業結構必須調分配結構、消費結構，因為消費結構不變，產業結構是變不了的。不要就結構談結構，要從根子上，要從真正的體制、機制上來調整。”劉福垣表示。
他指出，生產資料的分配，產權必須得落實，真正是歸全民所有，社會保障完全可以一步到位全覆蓋，應將高保障度納入中央的財政預算。“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解決兩元結構，不可能轉變農民的社會身份，也不可能加速城市化。”
這一點，王建非常贊同。他指出，繞過分配想解決消費增長和產能放緩問題，是不可能的，“不觸動消費環節就想解決生產過剩，這個在理論上說不通，在實踐上也一定會碰壁，所以我們一定要能夠突破分配環節，來提高消費相對的減少儲蓄、減少投資、改善中國的總量平衡關系。”
農村問題應靠城市解決
除了調整分配結構外，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也是迫切需要調整。而在調整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農村問題。
對此，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蔣中一表示，在擴張性財政政策里面應該拿出一部分錢來，投入農村的土地整治、小水利建設跟農村的道路建設。
“這部分建設過去都是依靠農民的義務工來實現的，投的錢很少，現在我們不可能再實行義務工制度，應該由財政承擔。你搞這方面的建設，我來給你出工資，這樣是兩全其美的事情。”蔣中一認為，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民就業，這些方面應該得到政府的重視和加強。
對于將投資大量投入農村，劉福垣意見不太一樣。在他看來，三農是問題，但是根子不在三農，農村的問題應該靠城里解決，城市如果體制不解決，農民工在城里打工不能落地生根，不能轉化為城市居民，那么深層次問題就沒法解決。
“必須要先投在城里，投在中小城市。財政資金就是要投到社會保障，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戶籍放開，社會保障到位，就業、養老問題得到解決，那其他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劉福垣說。
李稻葵很是贊同這種建議。他指出，關鍵的關鍵是，地方政府要有積極性，要擴大本地常駐有戶籍人口的數量，而地方政府的這種做法要明確得到中央的認可。“這個相對于過去的不放開而言，其實已經開始松動了。下一步，咱們要討論如何城市化，如何進一步放開戶籍。”
將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此外，對于產業結構調整，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齊建國表示，目前大家關注的產業結構調整，一般都是指產出結構調整，而所謂的產出結構調整其實是偽命題。
“把結構調整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主線來抓，就是說你到底要調什么結構，不要整體的在產出結構上調整。一些新能源產業、低碳產業應通過做加法來調整，通過增量的控制來使產業結構達到一種優化。”齊建國表示。
他指出，未來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必須要借助技術創新，如果沒有技術創新我們的結構調整是無從談起的。
技術創新，將會給節能減排帶來很大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將是整個經濟經過技術水平提高以后發生的產業調整，對整個社會的好處要遠遠超過付出的代價。如果現在有這樣一個外部驅動力，將促成或加快經濟增長方式朝良性、可持續的方向轉變。
“減碳問題實際上真是一把雙刃劍，搞得好，不僅讓中國的經濟上好幾個臺階，而且能把中國模式樹立起來；搞得不好，當然是對我們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礙。”李稻葵指出，減排從短期來看，確實是一個需要花錢、需要成本的東西，所有的設備和技術都需要改造。“戰術上需要成本，戰略上是重大的注意。”就此，李稻葵認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應該成為一個國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