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通過的新經濟刺激方案，規定任何基礎設施項目要獲得該方案的資金支持，必須使用美國生產的鋼鐵產品。該條款被世人認為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典型。 
    作者認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后患無窮。它不僅難解當前美國的就業困境，而且對外貿易必受嚴重打擊，并將進一步加劇經濟危機的全球蔓延。在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中,抵制貿易保護主義比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 
    新年剛至，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未見消退，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已日漸清晰。其中尤以美國國會眾議院1月28日通過的總額為819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方案中，規定任何基礎設施項目要獲得新經濟刺激方案的資金支持，所使用的鋼鐵產品都必須是美國生產的條款，被世人認為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典型。據悉，這項新經濟刺激方案還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除了鋼鐵產品以外，項目所需一切制成品也必須是美國生產的。 
    貿易保護難解就業困境 
    有消息稱，上述方案之所以能順利通過，主要源自美國國會中日益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理由很簡單：刺激計劃應該是刺激美國國內而非海外的生產和就業。美國勞工部1月2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1月24日的一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補償的人數經季節調整后上升3000人，使總人數達到58.8萬人。至1月17日結束的一周，持續領取失業補償的人數創下477.6萬人的歷史新高。因而美國議員們越來越關注失業問題。 
    其實，任何明智的抉擇者都知道，這種貿易保護的做法十分短視，表面看似乎可緩解失業率迅速攀升的困境，但就長遠而言，對美國就業形勢的改善，乃至對美國整體經濟的持續增長，都無異于飲鴆止渴，后患無窮。 
    首先，低價的進口產品不僅使美國民眾大大受益，得以維持其旺盛的內需，而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則又彌補了美國國內儲蓄率低下的不足，有助于美國經濟保持增長勢頭。可以說，貿易自由化的最大獲利方是美國，那種單邊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的貿易政策，既違背WTO規則，也難以改變美國民眾貿易自由化趨勢的基本預期。因此，當企業預感到如果現在增加一個雇員，待未來一旦解凍進口，就會付出更大的增員代價，則企業管理層便更愿推遲甚至徹底放棄在美國國內增加雇員的計劃，迫不得已時在國內先找大量的臨時工應急也比增加雇員強。一旦機會合適，這類企業便想方設法把工作機會照樣轉移到其他國家。企業管理層對政府保護措施的擔憂，使得他們在增加雇員時更趨謹慎，這最終勢必影響美國就業機會的增加。 
    其次，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為了遏制企業產品進口，不斷加大企業對雇員的責任和義務，使得現在增加雇員對美國企業形成的負擔日趨沉重。據計算，在過去三年內，美國企業對雇員必須承擔的各種經濟責任和義務負擔，如醫療保險、失業補貼等，已經上升了38％，這無疑降低了企業增加雇員的愿望，打擊美國的就業市場。 
    有經濟學家就類似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美國和法國之間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法國為了防止本國就業機會下降，近年來明顯加大了相關的貿易保護主義力度，然而，法國的失業水平反而上升到目前的9％左右。因此如果美國要在貿易保護主義方面步法國的后塵，不但不會刺激美國的就業市場，反而會加劇美國的失業問題。 
    出口必受嚴重打擊 
    貿易保護主義如果在美國進一步回潮，不但美國的就業形勢會受到進一步打擊，美國對外貿易也會遭受嚴重損失。 
    據報道，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加拿大以及歐洲都對這一條款作出了強烈反應。加拿大總理斯蒂芬·哈珀對此表示嚴重關注。他說，加拿大與世界其他國家一道，要求美國遵守其對世界貿易組織作出的承諾。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加拿大約40%的鋼鐵產品出口到美國。歐盟貿易委員的發言人彼得·鮑爾說：“如果一項禁止在美國領土上銷售或購買歐洲產品的法案獲得通過，我們絕不會袖手旁觀，視而不見。” 
    而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系也已到達一個“轉折點”，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增速已經大大超過了從中國進口的增速，并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美方的統計顯示，在過去10年中，美國對華出口已增長了350％以上，是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增速的6倍。在1995年，中國還只是美國商品的第十三大出口市場，而到2005年已是第四大出口市場，到2006年更成為第三大出口市場。 
    顯而易見，如果美國政府要通過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干涉市場規律，其他國家勢必要以牙還牙，對美國也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從而最終受損的還是美國的對外貿易，從而間接地全面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就業。 
    加劇經濟危機蔓延 
    美國新經濟刺激方案中的保護條款，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美國推行的經濟孤立主義。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美國將2萬多種進口產品的關稅大幅提高，引發各國跟風效應。到1932年，世界貿易比1929年下降了25%，世界工業生產降幅達30%。每個國家都試圖將自己與外部危機隔絕開來，結果反而加劇了危機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 
    今天人們或許很難理解當時的各國政府何以如此短視。但事實上，當時國際社會對于貿易保護可能帶來的危害并非渾然不知。早在1929年秋，“國聯”便呼吁所有成員國簽署“關稅休戰”協定，規定2至3年內各國關稅水平不得提高。然而，隨著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暴跌，為保護本國就業，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得已訴諸抑制進口策略。所以說當時美國貿易保護的最終結果，不僅沒有治愈美國經濟，還引發了一場“眾敗俱傷”的貿易戰，加劇并延長了當時的經濟蕭條,使1929年發生的一場原本普通的金融危機最終演變為破壞性巨大的世界性經濟長期衰退。 
    而現在，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與當時已不可同日而語，供應鏈與物流配送的全球分布使得世界經濟對于貿易保護主義的抵抗力更加薄弱。任何一環出現貿易壁壘，其后果都可能是全球性的循環不暢。因此，即使在WTO的規則框架之內，只要對開放政策有些許偏離，后果也會是使當前的危機雪上加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不信任的情緒會在一夜之間蔓延至整個信貸市場一樣，貿易保護主義的傳染性也極強。一旦一個國家打開缺口，相應的報復性關稅、傾銷與反傾銷等很快就會鋪天蓋地而來。換句話說，當前最大的風險在于：一旦不負責任的一方率先開啟貿易保護措施，會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觸發“以牙還牙”的連鎖報復行為。 
    因此，當前在危機中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的需求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各國決策者和民眾應當主動地約束那種狹隘的經濟民族主義肆意泛濫，否則，1930年代的災難便很可能重新上演。（王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