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對于金融危機是否見底的爭論此起彼伏，美國和世界經濟是否正在恢復？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么？
黃奇帆：去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的發展形勢日趨嚴峻。現在各方都在推測金融危機是否已經見底，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會是怎樣的。對于前一個問題，我個人的觀點是從美國經濟的現狀來看，最危險的階段可能已經過去，全球金融危機到今年年底可能會走到底部，進入回升階段。現在我更關心的是危機見底后，美國和世界經濟能否恢復到危機之前的狀態。對此，各方的共識是世界經濟(包括美國經濟)不會再回到過去十年，或者更長一段時期前的那種狀態。 
釀就此次金融危機的核心原因是美國經濟的高杠桿化，具體表現為：政府的高額借債、企業的高額透支、老百姓的超前透支消費、銀行資產管理的極高負債率。高杠桿比的經營模式，使得美國經濟的繁榮總是建立在一定的泡沫基礎上，透支型消費也積聚了巨大的風險，一旦出現壞賬，銀行的現金流立刻枯竭，甚至造成巨額虧損。從金融概念上講，金融管理可以簡單歸結為三個方面：防范風險；監控現金流；追求效益。此次金融危機給全世界敲響了警鐘，相信美國度過危機后，經濟的杠桿化程度不會再如此前那么高。
就中國而言，本身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而是由于美國金融危機造成了實體經濟萎縮、需求減少，從而對中國的外貿出口、加工貿易、實體經濟產生了嚴重的沖擊。我們要研究的是這種沖擊會否隨著危機見底而消失。我認為，金融危機的后續效應或將長期影響中國。即使美國經濟已經開始復蘇，中國仍將遭受復蘇后的美國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沖擊。這是因為美國經濟的杠桿比下降，市場規模減小，需求收縮，進口也降低，從而中國出口增長的局面不復從前，中國以擴大外需、高額的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拉動經濟發展的日子難以為繼。從這一層面分析，即使今年中國能夠實現“保八”目標，但在明、后年世界經濟復蘇后，中國經濟若要恢復到過去十年兩位數的增長速度，恐怕很難。
《21世紀》：從金融環境和生產力布局而言，中國經濟向內需型轉變的關鍵點在哪里？金融服務可以為之提供哪些支持？
黃奇帆：中國要實現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轉型，要將外需型經濟轉化為內需型經濟，實現東、中、西、內陸和沿海統籌發展，在生產力結構上考慮開發出更多的滿足內需的產能。這一轉型不可能在一兩年內完成，也不可能僅僅依靠中央政府增加的幾萬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我認為總體上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布局：
第一，美國要去杠桿化，中國要加杠桿化。過去十年，中國政府管理財政赤字的方法趨于穩健，整體債務狀況比較穩定，即使在今年發了較多國債的背景下，債務余額也僅相當于GDP的17%左右；美國財政的債務余額則相當于GDP的100%或更多。因此，從整體而言，若增加10個百分點的占比，中國政府尚有3萬億的債務空間(因為中國有30萬億的GDP)，用于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滿足百姓需求、提高公共服務建設。
第二，鼓勵老百姓適度透支消費。目前中國老百姓的家庭債務(包括按揭貸款、信用卡支出等)比重僅占GDP的10%左右；美國家庭債務占其GDP的比重則高達40%、50%。如此看來，即使中國增加3萬億的債務消費，也仍在安全線之內。
第三，中國企業融資比例較低，尤其中小企業融資很難。實際上，中小企業的負債率并不太高，融資難的主要原因是銀行放貸難。但事實上，即使在現在超常規放貸的情況下，銀行業增加了5萬多億貸款，存貸比也在安全范圍內。因此，適度增加杠桿比率是解決內需發展的重要措施。
第四，在生產力布局上進行地域調整，更好地實行城鄉統籌、東西統籌。另外，之前為滿足出口需求導致部分產能過剩，現在我們需要對這部分過剩產能進行結構調整，建立新的投資結構來優化存量結構，在此過程中，要善加利用資本收購、資產重組等辦法。
上述幾個層面的調整，沒有三五年的時間是完不成的。所以我認為，中國可能會是全球最快、最早復蘇的國家，但今年過后，在一段時期內，中國要走的路會比歐洲、美國艱難許多，許多特定的困難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21世紀》：作為內陸城市，重慶經濟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影響程度如何？今年上半年重慶經濟能夠在全國經濟中一枝獨秀的原因是什么？
黃奇帆：重慶經濟同樣受到了金融危機的沖擊，并未因其地處內陸，沖擊程度就有所減少。去年以來，受沖擊最嚴重的行業是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隨即波及到重工業(包括與油、電、煤、運相關聯的重工業)、資源類產業、化工工業、裝備工業。中國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一度跌至3%。重慶也是一樣，去年四季度，重慶的工業增加值也從原來的20%跌至3%，今年1、2月份也只有3%，很多企業虧損，面臨著下崗減員的壓力，各種訂單也都受到了嚴重影響。重慶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實效， GDP增長從1、2月份的6%升至一季度的9%，1-4月份增至10.3%，1-5月份增至11.3%，4、5、6三個月的平均GDP增長率都在14%以上，預計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2%以上，全年目標是14%。
重慶之所以能夠平穩保增長，有三個宏觀原因。一是中央保增長的戰略措施在重慶貫徹落實得比較好。首先，財政投資項目中，中央的第一、二批2200億財政撥款投資中，重慶獲得70多億，其比重超過了重慶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及重慶GDP占全國的比重。這70多億可以拉動500億-600億的項目群。其次，國家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中，在重慶與其相關的有8類，對本地制造業具有普遍的推動性。再次，寬松的金融政策。去年11月以來，國家松動銀根，新增5萬多億貸款。這5萬億貸款在全國各省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多有少，與各地的經濟氣侯、金融生態有關。1-5月份，重慶貸款余額增長43.7%，同比列全國第一。總的來說，在國家保增長的調控措施中，重慶相對受益較多，這促進了重慶經濟相對較快的發展。 
二是國務院3號文件的推動。去年底國務院召開了專題辦公會，并出臺了推動重慶成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西部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城鄉統籌的直轄市的3號文件，內含12條重大政策及10項專題政策。這些政策措施不亞于1990年中央給予上海浦東開發的十大政策，對重慶克服金融危機有著積極意義，勢必推動重慶的發展，并進一步輻射、延伸、拉動整個西部地區的發展，使重慶成為西部開發的突破口、領頭羊、增長極。
三是重慶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了一系列具體的、可操作的措施。去年4、5月份出臺了七條對經濟危機有對沖作用的調節措施，去年底又按中央要求出臺了12條措施，對重慶保增長、保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21世紀》：從產業規劃的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機會否影響重慶未來的產業架構方向？西部地區在承接加工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轉移過程中，應遵循怎樣的發展思路，如何逐步推進？
黃奇帆：盡管總體方略是擴大內需，但在金融危機蔓延、國際貿易受到沖擊的背景下，重慶依然應該加大對外開放。怎么開放？除了國家給予的政策，比如像保稅區、交通樞紐等各種有助于開放的戰略措施以外，我們還應理清一些概念。首先，原則上講西部要成為沿海地區加工貿易的承接基地這一概念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西部地區據此就直接到沿海地區招商引資并不穩妥。沿海地區加工貿易之所以受沖擊是因為金融危機影響下市場萎縮，加之油、電、煤、運各項成本提高，如果西部現在到沿海去招商，等于是趕在人家家里很困難的時候，你說自家企業困難，要他們到西部來，這既不盡情理，也不合時宜。
還有一種說法是要把加工貿易的能力內消化，出口變內銷，這種邏輯也是不通的。因為就定義而言，加工貿易指的是以加工為特征的再出口業務，指由一方提供裝配所需設備、技術和有關元件、零件，由另一方裝配為成品后交貨。原材料的提供者和產品的接受者是同一家企業，交易雙方不存在買賣關系，而是委托加工關系。如果該委托加工的境外企業在國際上喪失了市場，減少了外包訂單，那么境內受委托加工企業就要隨之減少生產。就好比人家只給你30萬臺筆記本電腦訂單，你是不能去做100萬臺的，然后給他30萬臺去外銷，還有70萬臺留下來自己內銷，這樣就不是加工貿易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做兩件事：一就是凡是符合“三個降低”、“兩個打平”、“一個高效”的模式的加工貿易就可以來重慶，意即如果重慶的勞動力成本、油電煤運等各種要素的成本較沿海低40%、50%，加上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同時還能保證進向和出向兩個物流成本的打平，那么重慶就有能力和沿海地區競爭，發展加工貿易。物流成本方面，如果是用汽車、火車、輪船運輸，到內陸要增加2000公里，重慶沒有優勢，但如果采用空運，從重慶飛到紐約與從上海飛到紐約的成本基本持平，因此凡是以航空運輸為進向物流和出向物流為載體的，西部都可以進行有效競爭。按照這種模式，我們最近在考慮做筆記本電腦的加工貿易，因為筆記本電腦的物流主要是航空運輸，只要我們組織得好，就能夠通過高效服務使得筆記本電腦的整機出向物流成本和零部件供應的進向物流成本跟上海等沿海地區打平，如果再加上另外的三個低于沿海的成本優勢，我們就有可能拼過沿海讓跨國公司把它的產能基地轉到內陸來。
加工貿易要轉到內陸來，現在跨國公司的品牌和市場萎縮，但其境內企業的加工能力還存在，轉為內銷決不能仿冒跨國公司的品牌然后自己生產。我們可以創造山寨版，山寨版的定義就是由中國的一些非常有創意的民營企業自己創設品牌，在國內市場上打通銷售渠道，在掌握了品牌和市場后將產品委托給有生產能力的企業進行外包加工，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內需型的加工貿易，不是“兩頭在外”而是“兩頭在內”。這樣的山寨版里面蘊含著巨大的智慧和創新，就好似《水滸傳》里108個山寨大王聚集在一個高地一樣，如果重慶有一平方公里的寫字樓盤里能夠容納幾百個、上千個山寨公司，創設了幾百個自己的品牌和銷售渠道，然后在重慶各個工業園區打造出幾十平方公里的生產基地，重慶就會建立起內需型加工貿易的一個基地。
金融立市的基礎與前景
《21世紀》：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其中重慶融資位列全國第一,各大銀行資金青睞重慶的原因是什么? 在投融資方面,重慶所具備的優勢是什么？如何有效承接中央的項目資金?
黃奇帆：投資方面，重慶的固定資產投資是5300億，大體的比重是：三分之一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三分之一用于工業項目投資，三分之一用于包括房地產投資在內的第三產業服務業投資。其中，政府投資占總投資的10%左右，其余90%來源于市場化資金、民間資金、企業化資金。如果完全依靠基礎設施拉動投資，那么市場化力量就會被弱化，導致工業、商業、第二三產業投資的后勁不足，影響長遠發展，所以重慶目前三個“三分之一”的投資結構是比較合理的。預計2012年，重慶的投資總量將達到2萬多億，工業化、城市化方面會各有投資金額達1萬多億的項目，總體發展還是比較好的。
在項目發展中除了要依靠資本金以外，還需要融資。重慶今年的貸款增長位列全國第一，事實上從2003年到2008年，重慶平均的貸款余額增長都在18%以上，高于全國15%左右的平均水平。這得益于重慶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這五年，重慶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率下降速度幾乎是全國最快的，2002年重慶地區的不良資產率還在27%，現在只有約2%，低于全國平均值，在全國31個省里排名第四。所以各銀行總行都愿意調資金到重慶。此外，重慶所有銀行的資本回報率平均在20%左右，高于全國14%的平均水平。有人認為重慶的銀行效益絕不會高于上海，但事實上重慶的銀行資本回報率確實要高于上海。這是因為同樣的貸款，在上海有一百多個銀行在競爭，在重慶僅有幾十個，所以整體上重慶的機會成本要比上海低，效益自然也會更高。
另外，適時的調動也很重要。今年年初我們開會討論如何承接中央銀根放松政策，做了一個分析。國家銀根松動，幾萬億的貸款出來，一般銀行不會輕易接受：第一，中小企業融資難，金融危機當下，銀行不會把大量信貸投放給中小企業；第二，盡管資金松動，“三農”借款仍然很難；第三，房地產商此時借款也難，因為去年一年房產銷售業績不好，尾款少，房地產商的信用打折，這時他們盡管急需資金卻不易拿到大貸款；第四，外資企業母公司普遍信用收縮、活動收縮、投資減少；第五，區、縣、地、市、州等國家基層政權的稅收減少，貸款率降低。因此我們判斷，這幾萬億的貸款是通過國家級的大項目、大集團和信用十分好的省級政府的財政信用來承接的，所以年初重慶就啟動大集團向銀行借錢。
重慶政府在過去六年不搞赤字財政，量入為出，到2008年時財政收入已近千億，債務余額仍控制在500億左右，財政信用比較好。但金融危機形勢下，政府要增加杠桿比，要順勢而為，開放思想，所以今年重慶政府財政做擔保項目較往年大幅增加。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重慶融資位列全國第一，從而也有效應對了金融危機。 
《21世紀》：您曾表示，重慶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寶地，民企和國企享受同等待遇。重慶采取了哪些措施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黃奇帆：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重慶政府推動建設一系列金融服務平臺：一是重慶現在已經批準成立70多個小額貸款公司，有約八十億的資金借貸到社會上，利息一般在20%以內，是中利貸，這就把典當行、高利貸的70%、80%的利息沖擊掉了；二是重慶現在有100多個擔保公司，其資本金也已經達到了100億以上，按照銀行規定100億資本金可以擔保約800億的貸款，這些擔保公司為全市的中小企業融資做了較多的擔保；三是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專門在一大批中小企業中選擇出優秀的企業進行投資，通過這種投資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資本信用，從而推動了各類銀行、金融機構為這些企業放貸，甚至推動它們走上股票市場，所以這也是一種很好的融資形式；此外，我們還推動信托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的發展，去年信托公司為重慶融資200多億，今年繼續發行200多億，這種資金不是用于大集團、政府的大工程項目，主要是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托、租賃。通過以上這幾種金融機構的發展，很有效地促進解決重慶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的問題。
本質上講，中小企業融資難是由于資本金短缺的問題，一個有資本金的企業一般就有融資信用，資本金短缺了，融資信用就有問題，中國的民營企業曾經普遍有過的原罪就是抽逃注冊資本金，歸根結底就是企業起步時資本金短缺導致的。在美國，中小企業融資主要依靠私募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租賃公司、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等這些機構來解決，美國的私募基金差不多有10多萬億美元，這些錢來自于美國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各種大學的教育基金，各種保險基金，它們都是私募基金的投資者，私募基金又將這些資金投向于中小企業，所以美國基本上沒有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美國股市也就是十幾萬億美元的資金流，私募股權市場也有十幾萬億的資金，理論上股市跨掉一半，私募股權基金中那些沒有上市的中小企業公司并不存在隨著資本市場縮水而縮水的情況。美國整體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一定的活躍度，與這種制度是有關的。因此，一定要在金融平臺上為中小企業資本金短缺的問題創造補充的條件，這也是我們現在考慮的一項戰略性的措施。
《21世紀》：重慶成為西部金融中心的具體規劃和基礎是什么？
黃奇帆：重慶的長期發展目標是成為中國西部地區、長江上游地區的金融中心，這一金融中心的目標模式是使銀行、證券、保險的規模足夠大。貸款規模超過GDP一倍以上是金融中心起碼的一個前提條件，如果一個地方有4萬億的貸款規模，但GDP也是4萬億，那它絕對不是金融中心。上海GDP一萬多億，貸款余額有三萬多億，那么它是金融中心，北京GDP是1.2萬億，貸款余額也有3萬多億，它是全國主要大型金融機構的總部所在地。所以，首先保證銀行、證券、保險業的規模足夠大，再加上我先前所說的非銀行的六種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平臺金融品種，同時還有比較好的規范法規、比較好的人才基礎、比較好的金融生態，那么我認為重慶地區就一定能夠在2020年左右形成西部的金融高地，帶動整個西部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