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范圍之廣、速度之快、對全球經濟沖擊之深、其走勢之不確定都堪稱百年不遇。我國經濟所受到的外部沖擊也超過了半個世紀以來的任何一次經濟危機。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以正確的視角審視危機、以科學的方法應對危機并認真總結危機應對的政策效果，是擺在每位經濟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務。

　　一、經濟穩定向好，但反轉未至

　　目前各國經濟發展有好有壞，有的從危機中恢復得快一些，有的恢復得慢一些，有的剛渡過一個危機又滑入另一個危機，總的來看，全球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相比全球經濟疲軟，我國經濟在政策刺激下顯示出一些好的跡象。但考慮到我國經濟經過多年的開放發展，已經積累了一些市場經濟的弊端，即便沒有金融危機沖擊也要進行自我調整，斷言我國經濟已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并迅速反轉，為時尚早。

　　首先，我國經濟關鍵指標離健康還很遠。到2009年5月份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25.9％，已經連續7個月下滑，現10年來最大跌幅。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從2008年的32%降為2009年第1季度的25%，出口對GDP增速貢獻率為負。我國目前外需不足而內需又歷來較弱，投資拉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前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能量雖已得到部分釋放，但民間投資仍然不足，公共支出對私人投資帶動效應不明顯。如浙江省1—4月全省限額以上國有控股投資同比增長30.9%，而民間投資僅增長7.9%，社會投資未明顯啟動。雖然消費占GDP比重從2008年的36%驟升到2009年第1季度的45％，但在缺乏社會保障、房價高企、居民預防性儲蓄較高、社會失業加重的情況下，被動式增長的消費缺乏拉動經濟持久增長的底氣。與此同時，我國工業生產在低點徘徊，發電量和工業增加值指標并不樂觀。而反映經濟活躍程度的物流指標2009年第1季度同比、環比增幅均為負值，即便剔除2008年同期雪災因素后，同比降幅仍達30%，公路、鐵路、水運下降尤為明顯①。

　　其次，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新問題已經出現。在財政大量投資和信貸巨量投放的推動下，雖然國民經濟的部分領域出現好轉，但我國已經面臨通貨膨脹壓力。雖然CPI指數同比連續4個月為負，但2008年我國處在明顯通脹期，考慮到翹尾因素，目前相對2007年已經是通脹了，預計下半年CPI指數也會揭示出明顯通脹。與此同時，隨著財政收入下滑和財政支出增加，我國的財政壓力也相應增大。

　　短期來看，我國部分經濟領域，如金融、鋼鐵、建材、水泥和房地產等似乎已經明顯復蘇，但短期復蘇是否有利于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實質性復蘇仍待斟酌。應當看到，為迎接下一個經濟增長周期做好堅實準備，理順阻礙發展的體制機制，優化失衡的國內外經濟結構才是最為關鍵的。

　二、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反思

　　我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經濟結構失衡，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經濟發展、解決就業困難和維護社會穩定。如何既能確保就業，又不繼續加深結構失衡，實現“近期保增長、遠期調結構”的總體經濟政策目標，需要有一個政策銜接機制。目前的經濟刺激計劃尚未著力于對這種內在銜接機制的深度考量，地方重復建設問題、就業問題開始露頭。應當看到，宏觀經濟政策的支點是保就業、保企業，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保GDP增長率，更非單純的大興土木。

　　（一）貨幣政策反思——增強預見性、科學性和配套性

　　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的三大目標，內在矛盾一直存在。在金融市場發展不健全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必須保持穩定性，而非短期的相機抉擇，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礎上增強貨幣政策的預見性、科學性和配套性。

　　在2006—2008年緊縮的貨幣政策周期，2007年連續6次上調存貸款利率，2008年上半年連續5次上調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同期美國次貸危機卻愈演愈烈，“兩房”被美國政府接管，其金融機構已經浮現流動性危機。但人民銀行仍向外界堅稱緊縮的貨幣政策不動搖，實施嚴格的信貸規模管理，過緊的信貸政策加劇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雷曼兄弟破產倒閉之后，人民銀行才重啟新一輪的寬松貨幣政策，4個月內存款準備金下調了4次、存貸款利率下調了5次。這種集中而猛烈的貨幣政策調整引起信貸投放大增，助推了經濟的大起大落。今年以來，廣義貨幣供應量（M2）已連續3個月增長超過25%，余額達到了54.82萬億元，信貸投放繼續猛漲，僅第1季度信貸投放新增就達4.6萬億，達到2008年一年貸款新增量。按常理，企業受危機沖擊，負債意愿會降低，而政府類項目由于2008年緊縮政策，新開工項目較少，社會實際資金需求應不足，無法承接如此規模的貸款。但2009年1—5月份信貸市場卻硬生生接下了5.84萬億元的貸款，同比多增3.72萬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新增就占到了49％。市場的此種反常行為至少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貨幣政策的反復性導致了公眾預期的錯判，尤其是對通脹預期的提前到來，使部分企業和銀行擔心信貸寬松政策突變，提前把本該分數年投放的貸款一步到位；二是地方政府“保增長”壓力很大，GDP考核模式沒有根本改變，面對未來預期不明朗的經濟形勢，地方政府投資拉動意愿強烈，政府類融資平臺不顧債務承載負荷，大量儲備資金。這兩種內在動因表明，在信貸政策扭曲下，市場的心理預期猶如驚弓之鳥。此外，信貸集中投放可能進一步加劇了資金配置的“馬太效應”。商業銀行為了避險競相將貸款投向具有政府背景的客戶，導致其信貸集中度畸高。帶有“指標性”烙印的貸款一方面促使信貸資金于投向分布上出現分化，最需要資金的弱勢產業和弱勢企業資金獲得并不容易；而另一方面，信貸增長在品種分布上也出現分化，商業銀行在缺乏項目的情況下，為了完成貸款投放任務，放松對票據融資的審核，僅2009年前5個月，票據融資新增就達到1.69萬億元，占總貸款新增的29％。

　　我國貨幣政策尤其是信貸政策存在的上述問題平添了我們對遠期可能蘊藏風險的擔憂。一方面，信貸市場潛在風險加大，信貸集中投放會導致政府負債空間大幅收窄，其承擔的高成本不利于可持續發展，而強行負債則會嚴重透支政府后期財力。另一方面，政策轉向的潛在風險也在加大，銀行與政府之間博弈的結果是信貸資金堆積于政府項目，造成信貸投放猛烈的假象，一旦引起通脹預期，央行不得不適度緊縮貨幣政策，則可能催生銀行大量不良資產。這種風險預期又進一步固化了信貸市場負債主體的“層級化”結構：政府類客戶→大企業集團→中小企業→弱勢客戶，這不利于經濟結構優化。

　（二）財政政策反思——增強前瞻性和配套性，重視結構優化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要解決好“三農”問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財政投資還非常不足。“擴內需、保增長”可以轉變一下視角，從解決“二元經濟”、優化經濟結構開始，避免進一步加劇經濟失衡，重點解決好財力分配與切入點問題，增強政策的前瞻性和配套性。

　　從中央地方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看，當前的民生投入仍然比重較低，欠賬較多，有必要進一步加大支持，以制度變革推動發展。中央2009年財政預算與2008年各方面基本比例類似，增加較大的是為保災區重建的農林水務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比例有所下調，醫療、衛生、社保等關切居民生活的財政支出增加總量1 343億元，其中713億元是建設投資，而非體制性改革投資，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支出比例遠低于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國。這表明我國財政投資中存在重建設投資、輕體制改革投資的問題，社會保障包袱沒有真正得到解決，缺乏藏富于民的政策力度。我國的高儲蓄率是基于低保障基礎而產生的，這個儲蓄本質上并非居民手中的現實消費能力，而是對未來教育、醫療、養老等的自我保險，具有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制度和結構特征。目前轉變的方向就是以國家社會保障逐步替代這種居民自我保險，將預防性積蓄轉化為真正的消費能力。

　　當前政府直接和隱性負債過高，財政風險較大，財政投融資管理體制改革仍較為滯后。從中央財政角度看，國有大型銀行和央企的負債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政府隱性負債；從地方財政看，政府投融資平臺的負債也大部分是政府隱性負債。有觀點認為我國中央財政赤字率保持在國際警戒線以內（GDP的3%），較西方國家不高，因此風險可控。但實際上，我國地方政府隱性負債較大，高財政赤字風險不容忽視。根據財政部測算，到2007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達4萬多億元，其中直接債務占80%，擔保性債務占20%，隱性債務則無法統計。如果我們僅以地方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融資平臺的負債來估測一下隱性負債，則這個數字于2009年第1季度就可達到兩萬億，再加上高校和公路建設等貸款，那么地方政府性或準政府性負債更大，可占我國GDP的20％以上，這對經濟的長遠發展有很大的危險。

　　地方財政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政策導向下，投資配套壓力很大，難以完全承擔起當前投資拉動政策的任務要求。根據中央檢查組的檢查，至2009年4月28日，第二批新增1 300億投資中，地方配套資金到位率僅30.7%，個別省份地方配套資金甚至不足10%。社會投資沒有跟進、地方財政下降、政府收入減少是影響配套的三大原因。我國經濟未來發展壓力還很大，改革、發展以及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還很重，金融危機下一步走向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財政政策運用上需要留有余地，避免因為短期大幅財政支出，反而加緊稅收征收力度，打擊企業經營動力，造成“涸澤而漁”的不利局面。要使有限的財政資源發揮出最大效果，在財政資金的使用上要更加精細化，改變粗放型投入，加強集約化管理，將財政政策預期與市場預期以及最后的政策效果緊密結合起來。在制定財政政策之前就要對政策效果和市場反應進行科學評估，測算重點受益領域和受益強度，政策執行一段時期后，要及時評估其效果是否與調控目標相一致，并作相應的階段性調整。

　　（三）對外經濟政策反思——引導外資、改善貿易結構、建立新國際經濟循環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外向型企業受到沖擊，尤其是沿海地區的中小企業大量倒閉。我國參與進出口貿易的企業發生了結構上的變化，國有企業占全年進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相反外商投資企業則明顯下滑。這表明我國長期以來以外資為主的對外加工貿易經濟，在抵御外部沖擊方面的能力較弱。

　　對此，首先要反思我國吸引外資的政策。招商引資到底要引什么？中國經濟失衡的深層次原因是國際制造業向中國轉移，造成國內產業布局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化軌道，影響自身產業升級與制度改革進程。如果采用GNP來衡量經濟增長，剔除30％的外資企業貢獻后，外貿依存度將會下降到40%左右，經濟增長速度則會較GDP指標下降2個百分點，我國并沒有那么快的發展速度。故從對外經濟角度看，調節我國經濟結構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改變引入外商投資泛濫的政策，對外資有甄別有選擇，限制或拒絕在戰略行業和產能過剩領域的外商投資。

　　我國出口導向戰略所施行的鼓勵貿易順差政策同樣需要加以反思，貿易順差真是越多越好么？我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并呈加速增長之勢，2000—2007年期間年均增速達到40.62％，遠遠大于1994—2000年期間的28.31％的水平。我國貿易順差的成因主要有三點：一是長期推行吸引外資、鼓勵“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政策，使得生產性外資輸入持續增加；二是廉價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和地方性稅收補貼政策，造成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低價競爭戰略，創造大量出口外匯；三是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貿易品生產相對過剩和公共品供給不足，國民儲蓄超過國內投資，是導致大量貿易順差的內生性動力。因此，當前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如果繼續推行，將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分工地位難以發生根本改變，這無疑增加了產業模式改革轉變的難度，會將勞動就業能力與國民財富增長始終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發展水平，加劇了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

　　從對外經濟運行的地理布局與產業循環看，當前的貿易政策存在不對等、不匹配與不可持續問題。簡單講，我國外貿出口40%以上面向西方發達消費國家，而對亞洲傳統貿易區、新興市場和貿易國家則主要表現為進口為主，平等雙向循環貿易關系并沒有建立，這與跨國公司全球化布局、產業結構內在特征和資源要素稟賦密切相關。解決此問題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與資源國開展立體經貿往來，建立起生產國與資源國之間全方位的雙向貿易內循環體系，加大工業制成品在資源國的消費；二是加強外向型企業管理，適度調整產業結構。加強對引入外資的戰略管理，增加外資投資與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契合度，支持國內部分資源消耗型企業“走出去”，實現資源屬地化發展，通過與戰略經貿國之間貨幣互換等高端領域合作完善新的內循環體系。

　三、一些政策建議

　　目前，中美兩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已經顯現出一定效果。美國銀行業通過壓力測試，金融市場傷口正在愈合，地產價格下滑趨勢減緩，居民消費能力反彈；中國國內信貸資金充裕，投資力度較大，國內消費逐步發展，部分產業明顯復蘇，宏觀經濟指標回暖跡象日益增多。然而，我國的產能相對國內需求仍然過剩，若長期缺乏外需，而結構調整和欠賬補缺又未能實現，國內經濟就可能出現通貨膨脹、不良貸款上升、失業嚴重等諸多困難。

　　目前，我國尚處于發達國家“建設、產業、消費”發展路徑的前半部分，即“建設”階段的中后期和“產業”階段的中期，“消費”仍處于初期階段。立足當前國情，本文從財政支持、“走出去”戰略、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服務體系和城市化5個方面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對充分實現“近期保增長、遠期調結構”的總體經濟政策目標有所助益。

　　第一，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對沖作用，加大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財政支持力度，激發民間投資和消費。目前，應通過以下渠道確保我國社會保障建設資金來源：一是通過政府直接投資加大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支出，對弱勢群體適當傾斜；二是建立國有資本運行管理新體系，委托國資委和中央匯金進行國有資本（涵蓋金融和實業）資產管理，收益優先分配給全國社保基金（改組成具有覆蓋全民保障的投資管理機構）進行市場化運作，實現長期資源有效配置，根本上解決內需制約；三是把城市化進程中儲備的土地分為經營性土地和保障性土地，后者專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或將土地升值納入地方社會保障體系中，以解決地方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第二，大力推進“走出去”戰略，對金融危機從被動防御到積極應對，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貿易平衡的雙重目標。首先，國家要做好海外投資的長遠規劃，建立海外能源、資源和戰略產業的海外市場，企業間根據國家戰略規劃和自身業務目標建立起有效協調機制，借助行業協會作用，聯合對外談判，增強議價能力，避免惡性競爭。其次，政府、國企、民企應通過政府協議和企業并購的互動模式安排，形成緊密合作的運行機制。再次，企業應有系統性戰略思路，明確發展目標，制定戰略規劃和應對策略。例如，中鋁、五礦、華菱三家在澳洲鐵礦市場的并購行動在醞釀前期沒有通氣，缺乏協作機制，給當地政府造成傾巢而出的印象，反而延緩了資源整合進程。

　　第三，金融危機對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提出了挑戰，我國可以從人民幣的邊貿化、區域化和國際化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全球性計價、結算和儲藏功能，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影響。2009年1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19 537.41億美元，黃金儲備1 054噸，人民幣從1998年以來一直堅挺，在周邊國家中樹立了信心，這為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手段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有力支撐了人民幣的邊貿化，人民幣逐漸成為一些國家（如蒙古、越南、柬埔寨、老撾、俄羅斯）的交易結算貨幣。在部分亞洲國家（如柬埔寨），人民幣已經成為儲備貨幣，在規模上成為世界第五大貨幣區。從當前實踐看，貨幣互換和貸款換石油（或資源）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有效舉措，我國已經同阿根廷、白俄羅斯、韓國等6國簽訂了共6 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下一步應通過周邊化、區域化、全球化的現實路徑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適當時機和適當范圍內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多邊國際貿易與投資中的儲備貨幣。

　　第四，進一步加快完善我國金融服務體系，重點解決好我國金融的兩個失衡問題。一是解決金融系統內部結構的失衡，加快參與主體的市場化改革，鼓勵不同金融市場平衡發展，政策性機構和商業性機構自主發揮作用。我國的金融體系與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帶有濃重的政府印跡，需要通過一系列有步驟改革，尤其是銀行決策與運行的公司治理機制改革，實現市場化主體建設目標，避免重回行政管理老路。二是解決金融國內外發展的失衡，提升服務國際化的能力，支持我國“走出去”戰略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增強自信心和把握時機的能力。我國擁有世界矚目的貿易量，但是對應的避險手段非常不足，缺乏積極有效的政策調控手段和金融市場工具，有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本國金融體系的創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第五，把握好城市化發展的機遇，從解決農村民生問題入手，增加農村消費，增強農村發展能力，把我國的城市化與產業化結合起來。截至2008年末，我國城鎮化率達到45.7%，擁有6.07億城鎮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我國城市化水平的差異性提供了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拉動效益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必須明確，城市化不等于基礎設施鋼筋水泥化，城市化是基礎設施、功能化、產業化和社會保障的總和。必須在城市化的同時加強產業支撐和社會保障建設。

　　總之，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全球貿易與金融舊秩序被重新審視，新的變革即將開始。面對復雜局勢，必須立足國情，認真分析與反思當前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政策方針和微觀經濟活動之間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傳導機制，為獲得長期發展戰略的競爭優勢未雨綢繆，在國際政策博弈中牢牢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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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汪　 權.應對經濟危機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9，(6)：39～42.

　　① 本文數據來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資料，下同。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