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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戰打響 航運業正面受襲

2010-11-20 17:49:00 來源:網絡 編輯:56885 關注度:
摘要:... ...
人民幣升值對主要從事進出口和以外幣為結算單位的企業影響最大。國際航運企業提供國際間的海運物流服務,人民幣升值勢必對航運企業特別是中國航企的經營環境造成顯著影響。同時,由于中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中國在東北亞與歐美的航線市場上所占的分量,以及中國出口貨運量對世界港口吞吐量的貢獻,人民幣若急進大幅升值,將全面削減全球航運及港口業整體景氣,只要是和中國業務聯系的港航企業,即使在地球另一半,同樣不能置身事外。   航運企業關心:出口客戶能否抵擋升值壓力(一級)
  匯率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因素。在航運各板塊中,集裝箱運輸將首當其沖。中國干散貨、原油等資源性貨源屬于進口導向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鐵礦石進口國,而在去年中國正式成為煤炭凈進口國。人民幣升值將使得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干散貨、原油等價格下跌,誘發國內需求增加,降低采購成本從而增加進口。整體來看,未來人民幣升值將增加中國干散貨和原油運輸企業的業務量。此外,人民幣升值將促進中國企業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帶動生產設備,如鉆井平臺、大型儲油平臺等海上工程設施和其他重大設備的流動,超大型工程設施運輸企業將受益。
  而與集裝箱運輸方式匹配的則是出口產品居多,以少量多批次、多種類為特征,如家電、家具、汽車配件、自行車、紡織品、輪胎、金屬制品、小五金、工具、化工品、玻璃及陶瓷制品、日用品等。整體貨類的普遍特點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低,自主品牌少,議價能力低。和散貨船及油輪承運的資源性產品相比,集裝箱運輸貨種消費性更強,從而剛性不強,彈性更大,價格敏感,極易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產生波動。人民幣升值引起的進出口量變化將對集裝箱航運市場的運價和運量產生深刻影響。
  當然,歸根到底,人民幣問題不只關系航運企業的收益問題,更是國計民生的大事。3月初,國家多個部委聯手進行人民幣升值壓力測試。根據機電、輕工、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人民幣升值對于短期內的出口利潤有較大影響,如升值過快,行業利潤率在短期內將大幅下滑,部分行業面臨虧損。
  就最具勞動密集型特色的中國紡織品行業而言,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前提下,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相應減少1%。目前,國內紡企的平均純利潤率在3%~5%,也有企業利潤低于3%。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壓縮企業僅有的利潤空間,降低產品出口競爭力,對紡織服裝出口造成沉重打擊。根據某航運企業對沿海客戶所作調查,南方多位服裝企業負責人表示,一旦人民幣升值,企業壓力將大增,升值如超過3%,企業將丟失國外訂單。因為服裝出口訂單普遍利潤低微,有的企業為了留住客戶不得不保本甚至虧本接單。另外由于原料、用工等成本大幅增加,大大壓縮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在雙重不利因素影響下一些訂單會因為企業沒錢賺而不敢接,最終導致客戶流失。
  而從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機電行業來看,機電產品是中國出口的大戶,約占出口總額60%,也是航運企業倚重的合作客戶。中國遠銷海外的50多種機電產品雖占有較大的國際份額,但因缺乏核心技術,產品競爭力總體較弱,市場占有率并未帶來相應的高利潤和強定價權,還需較長時間來消化升值負面影響。按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的測算,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
  實際上,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從局部爆發到全球蔓延,讓我們對集裝箱運輸行業如何逐步接受上游傳導,由2008年極盛時期掉頭向下陷入普遍持續的低迷有了最深切的體驗。可以想見,一旦產業鏈上端的出口企業受升值影響再次收縮甚至陷入經營困境,集裝箱航運業也將在劫難逃。
  升值帶給航運企業的其他風險(一級)
  人民幣升值除了通過影響航運市場業務量對航運企業經營造成影響外,還對企業財務帶來最直接影響,具體表現為成本的上升和競爭力的下降,而后者將全面影響整個航運業。
  首先是對收入和利潤的影響。包括中資公司在內,國際航運企業的營業收入基本以美元結算為主,人民幣升值將使得營業收入直接縮水。在國際航運企業中,費用支出的項目中燃油費、港雜費、潤滑油費、保險費、船舶租金、備件物料等基本以美元支出為主,作為資金密集型的企業,利息支出大多為美元,人民幣升值,相應減少了部分支出,尤其是燃油費用,人民幣升值抵消了部分油價上漲壓力。但在營運成本中占重要地位的如折舊費、工資等均以人民幣計算,不受匯率變化影響。因此,人民幣升值,直接減少營業收入,但只減少部分支出的費用,從而使企業的利潤減少,對企業帶來的更多是負面的影響。
  其次,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航運業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其主要的營運工具是船舶,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船舶向大型化、高速化發展,單位船舶的價值不斷上揚,其資金來源主要靠自有資金、負債融資和權益性融資,單一方式很難滿足國際航運企業發展的要求,相對而言,負債融資的資金成本較低,是國際航運企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渠道。考慮營運收入與負債相配比,一般情況下,國際航運企業債務中外幣債務占了較大的比例,也擁有數量不等的外幣資產,以滿足經營的需要。當外幣資產大于外幣負債,則產生匯兌損失,資產負債率上升。
  第三,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國際航運企業參與的是國際市場競爭,在激烈的航運市場中,成本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就國際航運企業而言,船舶固定成本、管理成本和財務費用等固定支出占企業總成本的60%以上,其中占固定成本很大比重的備件費、船舶保險費等以外幣支出。人民幣升值使得以美元計的營運成本增加,直接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而且由于航運業是資本密集兼勞動密集型的行業,資產周轉率低,船舶折舊費和人工費用是最主要的運輸成本項目之一,這部分占據相當分量的固定成本將隨人民幣升值而大為增漲。如果為了保持預期人民幣收入和現金流入而提高美元運價,或以人民幣計價,則會削弱航運企業的價格競爭力而使市場需求減少和利潤下降,使企業面臨直接的和間接的經濟風險。
  國家貨幣安全“天險屏障”能否抵擋急進升值(一級)
  綜上所述,航運企業目前所憂慮的人民幣升值問題,實際上恰恰正是當前中國經濟所不能承受之重。中國出口企業將受此影響大量倒閉,工人將失業,農民工將返鄉,社會很難穩定。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對世界絕不是好事,而中國政府也已經公開表明嚴正立場,希望外界不要把全球化條件下貿易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歸于政治化從而逼迫人民幣升值。25年前發生在鄰國的悲劇尤應引發國人警醒,彼時美國迫使日本簽訂《廣島協定》,致使日元在其后的兩年時間里升值超過200%,日本經濟由此陷入長達幾十年的滯脹,這一悲劇性事件已載入金融教科書中。因此,在政府可控的前提下,人民幣短期內迅速升值的可能性不大。不過,航運企業面臨的匯兌風險自始至終都存在,只要以美元作為定價貨幣,就要面臨美元貶值的交易風險。交易風險從簽訂運輸合同之刻起一直持續到收到運費,即當簽訂運輸合同風險敞口產生,直到收到款項并兌換成人民幣敞口消失,在此期間,航運企業始終面臨直接的和間接的經濟風險。
  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施壓人民幣升值的決心不會減少。特別是美國,其蒸發國債意圖強烈,如果人民幣對美元最終如美國所愿升值40%,那么中國2.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將損失約6720億美元,也就意味著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的80%都將不翼而飛。
  驟增的國際壓力對人民幣短期波動的影響不可小視。中國政府為了外部和諧的國際政治環境,也會配合對匯率進一步放松。匯改至今,人民幣匯率已升值2.5%左右。9月份,在全球的聚光燈照耀下,人民幣對美元清晰呈現加速升值的勢頭,顯然是中國人民銀行在使人民幣重回升值路徑(見下圖)。實際上,當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焦點已經從升值與否轉變為是快升還是慢升、是大幅升值還是小幅升值的問題了。
   
展望未來,人民幣升值問題還將在一場更長期的較量中被當作利器使用,而航運企業也應及早防范,建立有效的匯率風險監控系統,并嘗試通過人民幣結算等措施適時化解匯兌風險。
   

   
升值長趨勢如何影響航運未來(一級)
   

   
中國已將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演繹得極其充分,中國價格經常讓世界制造業同行聞風喪膽。除了不可持續外,這種模式對國民經濟發展和航運業欣欣向榮都曾做出卓著貢獻。然而,我們已經處在一個多制造二氧化碳都要收費的時代,資源使用變得奢侈,粗放發展越來越遭到世界鄙棄。一直以來,國家倡導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從單純的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低價格競爭策略轉變為真正掌握產品在市場當中的主動競爭權,從依靠加工低附加值的產品轉向用于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降低產品的高度替代性。
   
客觀地看,在結構調整的必由之路上,人民幣升值作為長期趨勢,將是一副重要的催化劑,加速中國制造產業轉型與轉移。人民幣升值外化為勞動成本上升,加重國內用工及經營負擔,一方面,使得一部分生產企業從中國撤出,轉向其他新興地區投資,如許多浙江、廣東等地的紡織企業紛紛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南美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部分中亞國家設廠。另一方面,促使制造業加速由沿海向內地的梯度轉移。前者,將分流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競爭力,從而改變航運路線圖分部。后者,拉長的產業鏈將使得海運延伸服務重要性得到進一步凸顯。航運巨頭馬士基在捕捉市場變化方面往往領先一步,以被稱為中國替代者之一的新興市場越南為例,馬士基早在90年代初就已進入該市場,目前是越南市場最突出的承運人之一。同樣是馬士基,對于中國內陸市場的開發也是先知先覺,其在中西部地區的大手筆部署時常引發媒體追逐。
   

   
雖然中國制造不可替代,未必如同歷史上有過的其他制造工廠一樣盛極而衰,但其地位也會隨著比較優勢的一一消解而逐步削弱。正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航運企業逐貨而行船,因此,不得不對影響貨物流量、流向的各方面因素加以關注。人民幣升值,既是一個古老的命題,也經常夾雜著新鮮的背景引發眾議。本輪升值壓力無論從力度還是廣度都是空前的,金融危機后各國經濟恢復的參差不齊更加劇了這場貨幣戰的復雜性。與眾多中國外貿企業利益捆綁的航運企業能否履險如夷,我們還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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