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說，目前鋼材市場運行走勢既缺乏上行沖高的動力，又缺乏下行深跌的空間，“震蕩為主、總體向上”的態勢至少將持續到2011年。
   河北省冶金行業協會副會長宋繼軍
    當前鋼鐵產業面臨的經濟形勢可以用“復雜多變、不確定因素增多、總體走勢向好”來概括。從下半年宏觀經濟調控取向上判斷，我國經濟宏觀調控在周期轉換、政策調控與結構調整三重力量作用下，將進入“政策觀察期”、“轉型調整期”和“增長過渡期”。
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不確定因素增多
    2010年上半年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態勢證明，2010年是中國經濟最為錯綜復雜的一年。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中央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在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拉動下投資快速增長。但靠超常規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只能是應急之策；而要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就需要調整結構。調整結構，就需要加強宏觀調控，如對房地產市場、信貸總量和節奏、清理地方融資平臺、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稅、淘汰落后等進行調控，調控又勢必會對投資速度產生影響，而使經濟放緩。比如，當201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1.9%時，第二季度一調控，GDP即回落到10.3%，工業增速更是回落3.7個百分點。
    目前經濟面臨的錯綜復雜形勢還表現在經濟發展是在金融危機、周期轉換、政策調控、結構調整與節能減排的五重力量疊加作用下進行的。因此，內外部的不確定性都有所增強。內部主要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經濟周期下行中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同時，還要完成非常復雜且又是深層性矛盾的結構轉型和節能減排任務。外部則主要是關注和應對影響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因素，主要有：歐洲部分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型金融機構和危機風險化解還需時日、主要國際貨幣匯率大幅波動、美日歐俄等各主要經濟體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上存在很大困難、刺激政策在退出時機選擇和具體操作方面或失誤或行動不一致等情況不斷發生、世界經濟新的不平衡以及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明顯增多等，致使國際環境影響經濟復蘇進程無法預估的不確定因素增多。
    從以上我國內外部不確定性因素增多趨勢來看，我國經濟和鋼鐵工業目前正處于應對金融危機挑戰的風險化解期、經濟景氣周期性的轉換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敏感期、由“一攬子”刺激政策引發的超常增長逐步轉入正常增長的過渡期、轉變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的拐點期以及加大節能減排力度落實一系列新措施的強化期。
不確定因素對鋼鐵工業的影響
    1.經濟周期回落的影響
    當2008年9月份，我國經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人們都把注意力轉移到了應對金融危機上，而忽視了我國經濟和鋼鐵工業自身同時也正處于經濟周期回落期中。我國經濟增長率上一輪周期谷底在1999年，全國鋼鐵行業也是在這一年出現全行業虧損。從2000年開始，我國經濟和鋼鐵工業開始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沖擊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經濟增長率從1999年的7.6%回升到2000年的8.4%，2001~2007年增長率（GDP）分別為8.3%、9.1%、10%、10.1%、10.4%、11.6%、13%，2008年回落到9%。這一輪擴張期從2003~2007年連續長達5年保持在10%以上高速發展，使我國GDP總量從1999年的8.97萬億元增長到2008年的30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1.35倍。這一階段也使我國粗鋼產量從2003年的2.223億噸上升到2008年的5.005億噸，產量比2003年增長1.25倍。河北省粗鋼產量從2001~2010年累計將達8.1億噸，是前50年累計粗鋼產量1.265億噸的6.4倍。在經濟高速發展和鋼產量高速增長的同時，既積累了總量也積累了矛盾和問題，最為突出的是結構性矛盾。一方面，引發了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嚴重、高成本、低效益、控制能力差等矛盾；另一方面，還帶來了資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嚴重、增長方式粗放等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累積的解決和消化，不是一兩年就可以解決的。一般而言，經濟周期是對稱的，擴張期是5年，收縮期的時間也大致相當。也就是說，從經濟周期規律看，鋼鐵工業的發展在2008~2012年將處于低增
長階段。在這一階段鋼鐵工業從企穩回升到復蘇至正常發展至少要到2011年或2012年。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否則就會低估了目前鋼鐵工業所處的困難時期。
    2.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影響
    國家宏觀經濟在政策調控方面已形成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正常而有效的調節措施和手段，從近20年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發展實踐看，國家擴張性宏觀政策從啟動到淡出，大體上往往要經歷3~5年的周期。這就是說，把目前鋼鐵工業發展放到宏觀調控的大布局中看，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出臺到2010年形成鋼鐵產業政策具體落實，也需要到2011年或2012年才能逐步到位。
    3.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影響
    在前些年由于我國鋼鐵產能擴張速度太快、擴張時間太早、擴張期過于集中，使鋼鐵產能集中積累過快，也使目前的產業結構中低端產品多、中低檔裝備多、中小型企業多，還有1億多噸的鋼鐵產能屬于不符合質量和環保要求的落后產能，因此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任務艱巨而又繁重。
    4.強化節能減排措施的影響
    鋼鐵行業是“兩高一資”行業，節能減排已作為一項重要而又艱巨的政治任務落到鋼鐵行業身上，且具有“一票否決權”，直接關系到鋼鐵企業的生存。2010年以來，國家先后頒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加快鋼鐵工業結構調整的若干意見》和《鋼鐵行業生產經營規范條件》兩個文件，都把節能減排任務放在重要位置，并細化、量化為具體目標和措施。隨著強化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措施的落實，將影響到鋼鐵產能的下降、企業成本的上升、“兩高一資”低附加值鋼鐵產品的出口以及加快推動重污染企業退出市場。
    5.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影響
    應該看到，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是深遠的，世界經濟的復蘇將是緩慢的。只要世界經濟不能盡快復蘇，中國鋼鐵工業發展也就不可能快速全面復蘇。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調整了金融政策，改革了金融監管機制，需求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同時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明顯增多，包括貿易在內與中國各種摩擦持續不斷甚至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沖擊實質是對國內經濟增長方式的沖擊。對中國鋼鐵來說，金融危機之前的那種依靠壓低匯率和資本、勞動、土地、資源、環境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向發達國家出口鋼材來支持鋼鐵工業增長的出口拉動型戰略將永久性地“失靈”，國內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也不允許了。另外，國際金融危機后，歐洲提出“碳經濟和碳政治”以改變國際貿易規則，企圖繼續主導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話語權；美國則趁機加速新科技革命的產業化，制定并控制新產業標準。如果我國一跟進，就會進入這些國家所設的“圈套”；如果不跟進，就會落后，對于我國鋼鐵工業的影響也是如此。但新興產業的產生，也是必然的。因為歷史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危機后，都不可能在舊有產業結構基礎上實現經濟復蘇，必將誕生一批新興產業。尤其是國外加強資源上的控制，更是直接影響我國鋼鐵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因此可以說，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鋼鐵工業面臨資源環境和生態發展沖擊的影響將是深遠的。以上由金融危機沖擊引發的幾種因素更加大了我國鋼鐵行業經濟運行和調結構、轉方式、促升級的難度。
    綜合以上五重力量的疊加效應對鋼鐵行業的直接影響，在2010年上半年鋼鐵行業經濟運行中體現更加明顯。
鋼鐵工業和鋼市走勢判斷
    綜合認識以上情況和問題，可以說，目前中國鋼鐵工業發展面臨著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外需乏力與內需透支、回升缺乏動力刺激內需的調控政策逐步退出與拉動國內經濟增長投資、出口、消費等傳統動力衰減趨勢的不可避免、解決鋼鐵產能過剩問題與促進鋼鐵產業技術升級并發展新興經濟等方面，都存在著一些新矛盾、新難題。
    鋼鐵工業經歷前10年的高速發展后，現已到了轉折的關鍵時期，鋼鐵生產經營面臨的產能嚴重過剩、產業集中度低、控制能力弱以及資源、能源、生態環境三重壓力越來越大，標志著中國鋼鐵工業產能急劇擴張的時代已基本結束，開始由過去“要素驅動”外延式粗放型發展逐步轉變走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內涵式集約型發展階段；環境、政策、成本、需求等復雜多變的眾多因素制約，促使中國鋼鐵工業進入調結構、轉方式、中低速增長時代。
    近年來所形成的產能過剩、高成本、低價格、內外需求不足、盈利空間縮小等問題仍將成為影響鋼鐵工業經濟運行和市場走勢的關鍵因素。
    基于以上形勢，從總體上說，目前鋼材市場運行走勢既缺乏上行沖高的動力，又缺乏下行深跌的空間，“震蕩為主、總體向上”的態勢至少將持續到2011年。
    在“十一五”規劃向制定實施“十二五”規劃轉變中，由保增長向保持平穩增長轉變、由過去偏重經濟增長速度向更加重視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結構優化調整轉變、由過去偏重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向更加重視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轉變，將成為鋼鐵工業后10年發展的主旋律。
    總的來說，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鋼鐵業發展和鋼市運行所面臨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以及鋼鐵產業自身發展的基礎條件和競爭對手情況都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按照過去的發展思路和工作套路已很難再有發展空間，適時思考和調整產業發展戰略已迫在眉睫。
未來鋼鐵業發展仍有支持因素
    面對以上形勢和走勢，我們既不可以盲目樂觀，也不可以過于悲觀，要看到未來鋼鐵工業發展仍有動力支持。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大動力因素上：
    首先，城鎮化進程空間還比較大。從現在起的10年正是我國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2009年公布的我國城市化率是46.6%，這個數據遠遠低于西方國家。據聯合國人口司預測，中國城市化率具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2020年可望達到55%，2050年可望達到72.9%。這就是說，我國城市化率到40年后才能達到40年前的西方發達國家水平。由此表明，只要我國城市化的動力不衰，鋼鐵消費量的增長和鋼鐵工業就有發展空間。
    其次，我國加速工業化正處于中期階段，大體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完成工業化。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加速工業化階段，鋼材消費強度（即鋼材消費量與GDP的比值）增加速度高于GDP增長速度。從工業化過程中人均鋼消費量來比較，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人均消費鋼大約在800公斤左右，2009年我國人均消費鋼僅為436公斤。由此分析推斷，我國鋼鐵工業未來10年仍能保持較高速度發展，這樣才能支撐我國工業化完成。
    第三，后危機時代到來所興起的新科技革命的產業化和低碳經濟的發展，都將對我國經濟增長和鋼鐵工業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并提供新的動力源泉，將直接推動我國鋼鐵工業生產能力的更新，把生產能力更新到國際先進水平，從而也促進我國鋼鐵工業深化發展。
    第四，我國東、中、西部經濟在應對危機和當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中都在進行相應調整，也為下一輪經濟增長找到了各自的定位和空間，并且有由政府主導的公共財政政策的強有力支持，可以直接推動區域經濟輪動發展。據專家估算，我國政府的資產大概相當于GDP的120%，而政府的負債大體相當于GDP的80%，因此資產負債沒有問題，現金流量也沒有問題，財政支持空間很大，可有力支撐我國區域經濟輪動發展，由此也必然形成內需拉動鋼鐵工業發展。
    第五，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在不斷完善，深化改革的動力還遠遠未釋放完。通過改革形成有利于宏觀調控、有利于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必將激發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完成從政策刺激向市場驅動的“動力切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