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分析，我國出口在去年增長31.3%的基礎上，今年1-5月份又繼續增長25.5%，表明我國出口已經從危機中迅速復蘇并開始步入正常增長通道，由此也可以得出我國出口增速呈現穩定較快增長趨勢且整體恢復得相當不錯的基本判斷。但同時也要看到，受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我國出口增速四五月份出現連續回落，讓人不免對我國出口增長前景產生一些擔憂。現在人們需要得到答案的是，除了同比基數較大這一因素的影響之外，如何有效化解和應對影響我國出口增速近幾個月連續回落背后的其他諸多內外因素，進而繼續保持我國出口的持續穩定增長。 　　記者粗略梳理了一個時期以來出現的或先前延續的影響我國出口的幾個不利因素。
　　其一，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與復雜嚴峻帶來外需不振。以西方主要經濟體為主的全球經濟增長放慢腳步，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致使新興經濟體通脹風險上升，以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為突出標志的國際競爭更加激烈，歐債危機的日益演變導致歐元區經濟欲振乏力，北非、中東等地區局勢動蕩使國際貿易環境平添變數，反映國際貿易冷暖的領先指數波羅的海干散貨運指數自1月初回落至5月底累計跌幅達12%以上。
　　其二，全球通脹壓力增大與通脹預期升溫導致出口企業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自去年下半年至今，包括原油、鐵礦砂及糧食等國際市場初級產品與大宗商品價格日漸攀升或高位震蕩，輸入型通脹壓力明顯增大，而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價格因不具國際市場定價權而陷于被動，出口企業在上游生產資料購進價格全面上漲的情況下利潤空間受到擠壓。以原油價格走勢為例，其飆升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世界經濟總需求減少，同時對原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50%的我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
　　其三，流動性收緊政策使部分中小出口企業融資成本高企與融資難狀況并存。自去年以來，央行連續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4次加息以回收流動性與抑制通脹，令一部分中小出口企業融資承壓。一些出口重點地區中小企業通過銀行渠道獲取貸款的綜合利率甚至超過12%，一些小額貸款公司則乘機以央行同期基準利率的4倍左右發放貸款。目前在緩解中小企業由來已久的融資難問題的認知上，來自相關部門的零星消息與中小企業的普遍感受相比，顯然存在著一定的距離。
　　其四，加薪潮帶來的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與企業用工短缺相互交織。去年商務部重點聯系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平均上升20%-40%，今年我國部分省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達20%以上，用工成本已成為出口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中升幅最大且負擔沉重的一項大的支出。而用工短缺的現象雖時弱時強但自金融危機之后就持續存在，在有些時候及部分地區甚至成為出口企業開工不足的關鍵制約因素。人們熱衷討論的所謂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會否成為人口紅利消失的前兆的確值得仔細觀察和未雨綢繆。
　　其五，重啟匯改后人民幣升值的現實和單邊升值預期使出口企業經營面臨壓力。從去年6月19日重啟匯改歷經一年多時間，人民幣匯率總體走勢顯現了“碎步式”升值、匯率彈性明顯增強與“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特性，其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達5.5%。此前有關方面就人民幣可能的升值幅度對不同區域和類型的出口企業進行過相應的壓力測試，其結果雖一直未予公布，但出口企業面對人民幣升值的經營壓力，在過去一年出口企業感受的陣痛中也得到了基本印證。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由“碎步式”升值引發的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所導致的一些出口企業不敢接大單、長單的短期化行為如何盡快加以改變。
　　其六，對市場走勢不穩定的擔憂與PMI的連續下行使企業盈利前景預期降低。5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繼4月份回落后環比再度回落，而匯豐公布的5月份PMI終值也創下該指數近10個月以來新低。
　　正視當前我國出口遇到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為的是我們對出口形勢有一個清醒認識和理性判斷，更為了找到能夠適應新形勢變化、確保外貿出口持續穩定增長的有效對策。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證明，我國對外貿易就是在不斷應對挑戰和克服困難中發展壯大的，對此我們應該保持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