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正在醞釀實施寄快遞實名制，以期在源頭上對想通過快遞犯罪的行為進行遏制。據悉，從去年杭州快遞爆炸事件發生之后，我國就在醞釀實行寄快件實名制，目前公安部已經在浙江紹興進行了試點。一旦正式開始試行，客戶寄快件時需要出示身份證，快遞公司業務員要開包檢查、核實寄遞物品，還要將這些信息登記輸入電腦，而收件人也必須出示身份證接收快遞。（2月10日《廣州日報》）

    去年發生在杭州的快遞爆炸事件揭開了暗流涌動、藏污納垢的快遞市場的冰山一角。事實上，據國家郵政局市場監管司副司長王永利介紹，僅2010年，國內就查獲大量通過快遞渠道的違禁品，其中毒品案件327起、各類危險品1400余起。由于郵寄、快遞渠道具有簡便快捷、人貨分離的特點，不法分子利用寄遞企業安全管理不到位，規章制度不落實的漏洞，有恃無恐地販運槍支彈藥、危險化學品、管制刀具、毒品等。由此觀之，實施快遞實名制似乎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

    然而，事情往往又沒那么簡單。倘若實行快遞實名制，勢必增加收發環節的復雜性，快遞員的工作量隨之提高，派件效率則隨之降低。這一高一低制造的悖論是，快遞企業在人力成本提升的同時，盈利水平卻在減少，從而直接影響到本已是微利經營的快遞企業的生死存亡。

    目前的問題不在于實行快遞實名制的初衷，而在于運行之的現實基礎和條件是否已經具備而且足夠成熟？如果不管不顧，單方面強勢推進快遞實名制，那結局也是可以想象的，大抵會呈現三種可能性：其一，快遞實名制被快遞企業軟抵制，被陽奉陰違從而淪為一紙空文；其二，快遞企業將由此增加的各種成本或者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損害公共利益；其三，實名制倒逼快遞企業提升工藝、再造流程、提高效率，實現轉型升級。此三者，前二者的可能性最大，最后一點恐怕只在理論上存在，當然也不排除個別大型快遞公司因此而有不同程度的建設性作為，但終究無關大局。

    除了擔心快遞實名制的實施效果，令人更耿耿于懷的是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問題。快遞實名制實施之后，消費者的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家庭住址、工作單位等重要資料，悉數曝光給快遞員以及快遞公司，誰來保證這些核心資料不被外泄甚至用于商業目的？目前的快遞企業整體處于草莽時期，規章廢弛、惟利是圖、野蠻生長，而且迄今為止監管層面作為寥寥，更多時候無所適從、左支右絀，竟然至今都沒有一個名正言順的監管機構。在這種情況下，何以讓消費者拱手把自己的隱私資料呈送給快遞企業？

    顯而易見，推行快遞實名制的條件并不成熟，即使強制執行亦面臨諸多道德和法律風險，實行成本過于高昂。其實，如果我們審慎而冷靜地觀察，則不難發現，快遞行業的犯罪問題根本在于驗視環節的麻痹大意甚至形同虛設，跟實名制又能有多大關系呢？如果快遞員葆有強烈的責任心，在驗視環節小心翼翼、一絲不茍，別說是炸彈，連一只螞蟻都能檢驗出來。再者，即便在人力檢驗的環節上出現了漏洞，還有X光機檢驗環節作為第二道屏障，怕就怕人不作為，連機器也欠奉。很多快遞企業至今連個X光機都沒有，有關部門卻要急不可待地推行快遞實名制，是不是有些過度或者過急運用“實名制”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