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評論員 赫榮亮
    近年來，各國紛紛提高礦產稅賦。進入2012年，繼印度、越南提高鐵礦石稅賦后，3月下旬消息報道，澳大利亞議會參議院通過了礦產資源租賃稅法案，從今年7月1日起，對年利潤超過7500萬澳元的鐵礦石、煤礦企業征收礦產資源租賃稅，稅率為應稅利潤的30%。
    有資料顯示，碳酸稀土每噸均價為69000元左右，而中國目前對稀土課征資源稅是每噸60元。算一下，稅率是0.087%。
    此次，澳大利亞征收的礦產資源租賃稅，稅種應該算資源稅，但課稅對象是企業利潤，這更具企業稅的特征，一般來說，稅負不能或很難轉嫁。
    澳大利亞政府不愿意對本國礦業生產造成打擊，通過直接對礦產企業的利潤課稅，從而選擇了征收企業30%的利潤稅，即所謂的“資源超級利潤稅”，將征稅負擔落在礦業企業頭上，抑制稅賦轉嫁，實現征稅對全行業的影響最小化。
    目前，全球鐵礦石供求格局偏弱，加上2012年中國經濟調整，十幾年來拉動全球鐵礦石消費的火車頭突然減速，造成目前鐵礦石市場整體疲軟，疊加造成了澳礦產資源租賃稅短期難以向下游轉移。
    在全球各個鐵礦石產區中，力拓、必和必拓等大型礦山的開采成本在30美元/噸，后期開發的企業，比如FMG公司的成本在50美元~60美元/噸。而我國的礦石開采成本在130美元/噸左右。這樣，澳洲鐵礦石開采成本低，位于邊際成本以下，澳大利亞礦石企業增稅成本上升，暫時無法實現漲價轉移成本。所以，澳方以礦石企業利潤為課稅對象，對市場影響在短時間內難以體現。
    但這次，澳大利亞的稅調政策，使礦石企業利潤被征稅三成，企業有向下游轉移成本的動力。在礦企、用戶的利益博弈中，礦山企業運用其壟斷的市場地位，易于將稅賦轉嫁到下游用戶，達到稅賦轉嫁效果。而下游礦石用戶力量分散，缺乏利益輸送渠道和代言人，容易在利益博弈中處于下風，成為利益受損者。
    澳洲傳統優勢資源被大型礦企所占據，而在上一輪礦石投資高峰，即金融危機后進入澳大利亞開礦的企業，生產成本將大幅高于這些大礦企，投入的資本收回后，將征收一定的資源稅，這將對礦石企業的后期盈利形成考驗，甚至直接吃掉全部利潤。其中，中國鋼廠投資較多，寶鋼、鞍鋼、中信泰富等企業都在澳大利亞投資了鐵礦，礦業稅改革措施落實，無疑增加了我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礦業的風險。
    盡管澳方此次稅調將尚未盈利和處于投資回收期的礦山排除在外，但對礦山增稅將使鐵礦石投資項目吸引力下降，抑制澳大利亞鐵礦石的開采，長期來看，對全球礦石供給有潛在影響。
    澳大利亞的征稅目的相當明確，讓獲利豐厚的礦業公司補貼國家財政，同時要保證整體國民經濟不受影響或影響最小。
    澳大利亞征收礦產資源租賃稅，對我們深化稅收制度改革有借鑒作用。近些年，我國也開始提高資源等品種稅賦，天然氣、石油、鐵礦石等品種，以資源稅的形式按比例征收。而澳大利亞政府提高鐵礦、煤炭品種的資源稅賦，是通過征收企業利潤為對象，使稅賦暫時大部分地由礦山企業承擔。不同的是，澳大利亞最終轉嫁稅賦的下游多在境外，而中國資源所增稅賦最終基本轉嫁到了國內下游。
    我們要借鑒這種增稅思路，結合我國實際，選擇國內市場消費量盡可能少的資源品種來接納轉嫁稅壓，提高資源稅賦，這樣，才能增加國民收益。否則，像鐵礦石一樣，下游鋼鐵等行業承擔的稅賦大于增收的稅款，盡管財政多收了三五斗，但國民經濟整體得不償失。所以，這里有條基本原則，就是考慮清楚誰最終承擔資源稅。
    所以，我們增稅方向應該選擇“需求在外”的品種。比如稀土，有關統計，中國用占全球30%左右的儲量提供了90%的市場規模和貿易規模，一半以上的產品用于出口，出口量占國際貿易的60%以上。
    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對稀土增稅力度不足，固定稅率征收力度有限。資料顯示，目前對稀土課征資源稅是每噸60元，但碳酸稀土每噸均價為69000元左右。有聲音對我國稀土出口政策不滿，我國應該大幅提高稀土的資源稅，可以考慮50%甚至更高，采用大比例的從價資源稅，且宜及早計征，令生產企業為環保成本買單。
    最佳效果是增收的稅賦大于國內企業承擔的稅賦，在這方面，中國不妨學學澳大利亞政府選擇增加鐵礦石資源稅的模式，甚至學習歐盟政府選擇征收航空碳排放稅。說白了，這樣做增加的是他國企業的負擔。比如，澳大利亞的鐵礦石需求主要在國外，無論稅賦如何轉嫁，最終澳大利亞整體獲益。
    如此看來，中國資源課稅方法，不妨向澳大利亞學學。(作者單位系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