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經濟困難復雜，撲朔迷離，其中歐債危機的演變是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受全球經濟增速下滑影響，預計我國全年出口將呈現“前低后高”的態勢，有望實現兩位數的增長。6月28日，在鄭州舉行的2012年省區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座談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就“2012年世界經濟與我國對外經濟形勢以及政策建議”作了專題發言。 
　　他表示，在今年復雜多變的全球經濟背景下，我國對外經濟政策，一方面要加強國際協調，穩定外需。另一方面要保持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并不失時機地加快出口結構升級。
　　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國際金融市場動蕩
　　希臘、西班牙等南歐國家不時爆出危機信號，加之作空的機構刻意散布不利消息，歐債危機成為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隆國強看來，這些主要因素的影響是復雜的。一方面，邊緣國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恐慌，出現了局部的銀行擠兌。另一方面，推動資金尋求避險而向美國、德國等大量流入，盡管對資金流入的經濟體來說，對其短期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但同時也導致全球外匯市場的波動和匯率起伏。
　　隆國強說，去年8月份一些資金從新興經濟體大幅度撤出，在今年2月份這種情況一度有所緩解，但到三四月份又重新呈現出新興經濟體匯率明顯的貶值，而美元、日元明顯升值。值得一說的是，除了土耳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幅度是最大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去年8月份以后為什么中國出口增速出現快速回落。
　　希臘大選不僅牽動著本國選民的心，更是牽動著全球的心，在大選之前大家都聽到各種各樣唱衰歐元的聲音，而且那些唱衰歐元的機構大部分來自美國，比如，摩根大通說希臘有50%的概率要退出歐元，花旗說有50%到75%的概率。現在希臘大選塵埃落定，盡管希臘大選右翼聯盟取勝，消除了希臘短期內退出歐元的威脅。但要準確判斷歐債危機未來的走勢，還需深刻理解歐債危機深層次原因。
　　在隆國強看來，歐債危機的深層原因是區域貨幣一體化而缺乏財政區域一體化，失去了調整區內各經濟體發展不平衡的調節機制：匯率機制、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勞動力跨區域的轉移。盡管歐盟內部也有一些機制，但因語言上的差別、社保體系的不統一等原因，真正實現勞動力的跨國的流動，障礙重重。而歐債危機實際上是歐元面臨的重大挑戰，在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貨幣的一體化如若沒有財政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支撐，必然會帶來一些問題。也就意味著歐元區以債務危機為表現的金融動蕩將長期持續發展，再加上有一些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做空歐元來從市場上獲益，政治上可以支持美元這種國際貨幣的地位，因此，持續動蕩將是歐元區的一個常態。況且，目前絕大部分救助舉措只是退燒，并不能真正除病根，沒有真正解決歐元區所面臨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體化進程中，正處于爬坡階段的歐元是向前走還是向后退？我們該做怎樣的準備？
　　隆國強認為，歐元現在正處在一體化的過程中，處在爬坡的中間，面臨兩種可能性，一是往后退，這也是大家討論最多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些成員國退出歐元區，甚至歐元解體。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一些成員國退出歐元(如果發生的話)和歐元解體劃等號。二是向前進，就是借著危機來推動歐元區財政一體化，進而推動政治的一體化。往后退成本很高，往前走阻力又很大。所以，在爬坡的過程中，我們就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正視歐元區的金融動蕩將會長期持續，這不僅會對全球的金融穩定產生影響，同時也會對歐元區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
　　全球經濟增速回落，各經濟體增長出現分化
　　世界銀行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從去年的2.7%降到2.5%，全球經濟增速回落。一個新變化是，前幾年的情況是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相對低迷，而新興經濟體普遍比較強勢，現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內部也出現了分化。隆國強結合美國、日本、巴西等經濟體的發展情況分析了這一變化。
　　發達國家內部出現了分化。在救助歐債重債國的過程中出現的債務減記、財政緊縮、金融恐慌等，直接打擊部分歐盟經濟體，資金為避險而流入美國等國，導致發達國家內部出現分化：美國失業率下降、消費信心指數向好、房地產市場反彈，加之正值大選之年，政府有刺激經濟的內在要求，經濟復蘇較好，世行預測其增長率將從去年的1.7%上升到今年的2.1%。日本雖然受到日元升值、電力不足的打擊，但災后重建有利于其短期經濟的增長。世界銀行預測日本今年經濟增長率可達2.4%。歐元區經濟疲弱，其今年GDP下降0.3%，但內部也不均衡，北歐、波蘭、德國增長態勢相對較好，而南歐經濟體處于衰退之中。
　　發展中國家增長率可能降到5.3%，與以往不同的是，新興經濟體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巴西2012年增長率降到3.5%。金磚四國PMI數據顯示，除巴西外，5月份PMI均高于50，其中印度PMI略有下降；俄羅斯、南非有所上升。
　　此外，隆國強認為，在全球經濟減速的背景下，石油、礦石等初級產品價格出現了較大幅度回落。同時，不僅要關注世界經濟的短期走勢，而且要關注歐美應對危機的措施的長期影響。
　　他提出四個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發達經濟體推進再制造業化戰略。這是發達國家對過去過于重視經濟的服務化、虛擬化帶來負面效果的反思，對其經濟發展思路具有重大影響，對我國正確認識制造業的戰略作用、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也具有啟示。二是第三次產業革命。西方學者提出人類進入了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新階段，第一次是機械化、第二次是規模化生產，第三次產業革命是制造業的數字化，加之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突破，這將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革命性的影響，歐盟已經提出了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戰略。我們必須未雨綢繆。三是美國的能源獨立戰略。隨著頁巖氣開采技術的突破，美國能源獨立戰略迅速取得成效，這將對世界能源供求格局、地緣政治產生深刻影響。四是歐元區的財政一體化。歐元區大國試圖借助應對歐債危機，推進財政一體化，能否取得實效，將對歐元的未來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國際貨幣體系的演化。
　　預計全年外貿出口“前低后高” 有望實現兩位數增長
　　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對中國既有挑戰，又有機遇。一方面外需不足會影響到我國出口增長速度，加劇出口企業的困難，同時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可能威脅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另一方面，初級產品價格回落有利于降低資源能源進口成本，減少通貨膨脹壓力，為宏觀經濟政策提供更大空間。同時，為我國“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推動技術進步與結構升級帶來難得戰略機遇。
　　隆國強在發言中對上半年我國對外貿易呈現的特點進行了總結。
　　進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12年5月當月，全國進出口總值為3435.8億美元，同比增長14.1%，其中：出口1811.4億美元，同比增長15.3%；進口1624.4億美元，同比增長12.7%。1-5月，我國累計實現進出口總值15104.3億美元，同比增長7.7%，其中：出口7743.9億美元，增長8.7%；進口7360.4億美元，增長6.7%；貿易出現379億美元順差。2011年1-5月，全國進出口總值為14017.9億美元，同比增長27.4%，其中：出口7123.7億美元，增長25.5%；進口6894.1億美元，增長29.4%。
　　貿易順差明顯增加。去年前5個月，外貿順差229.6億美元，今年前5月外貿易順差為37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65%。凈出口對增長作出了正貢獻，說明進出口發揮了增長穩定器的作用。
　　區域結構發生變化。從國別構成來看，5月份出口的高增長主要來源于對美國、東盟和俄羅斯的出口增長明顯快于前4個月。1-5月份我國對美國、東盟和俄羅斯的累計出口增幅分別為14%、14.8%和15.3%，分別高出1-4月份累計出口增幅2個、3.9個和1個百分點，這成為支撐5月份出口增幅大幅上升的主要力量。對歐洲出口雖然依然保持負增長態勢，但好于1-4月份2%的降幅。對歐盟出口增速低于其進口整體增速，需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中西部出口保持高速增長。重慶、河南等省前5個月出口增長翻番，部分源于加工貿易梯度轉移。
　　隆國強預計我國全年出口將呈現“前低后高”的態勢，有望實現兩位數的增長。得此判斷的原因有四：一是因為外部需求反彈的滯后效應將于下半年繼續發揮作用，帶動我國對美、日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二是我國穩外需的政策效應將于下半年充分生效；三是內需不足可能會迫使部分內銷產品轉向出口；四是去年8月份以后出口增速明顯下降，導致統計基數較低。
　　對外經濟對策：穩外需，保出口，促升級
　　在這種復雜的經濟環境下，我國對外經濟政策應該怎么辦？隆國強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議：一方面加強國際協調，穩定外需。加強G20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保持全球“保增長”政策取向；參與救助歐債的全球合作，最好是通過多邊機構，防止歐債危機的爆發。
　　“我們經常會說，外部環境怎么樣，我們沒辦法，如果十年前說這話可能是對的，但今天就不完全是這樣。目前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其實我們對外部環境的影響是越來越大的，所以中國更多地參與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協調，更多地參與對像歐債這樣的金融危機爆發點的救助機制，一方面會展示我們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實際上也有利于穩定外部的經濟環境。”他說。
　　另一方面，要保持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一是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穩定，二是落實穩外需的政策，包括融資、退稅、貿易便利化、降成本、物流、勞動力、稅費等多個方面。他說，從短期來看，我們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匯率的穩定，包括中央政府出臺的這一系列的政策要落到實處，以保持我們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不失時機地加快出口結構升級。包括在融資、稅收等方面采取切實措施，鼓勵與支持出口產業提高裝備水平；樹立“質量立國”的目標，提升中國質量，最重要的是提高出口部門的勞動力素質。牢牢抓住全球金融危機的機遇，加速技術進步與結構升級。通過并購獲取先進技術、國際品牌和國際渠道，同時引進高端產業活動與高端生產要素，先進技術、研發活動。
　　“調結構，轉型升級提了很多年，但是真正能夠推動企業轉型升級的是市場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號召。在危機爆發以后，其實市場的壓力會推動企業去轉型，同時金融危機也帶來了大量的難得戰略性機遇。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出口企業已經開始提高裝備水平，用機器替代勞動，政府在融資，在稅收，在加速折舊等等方面的政策都可以給予引導和支持。”隆國強說。
　　他進一步分析說，中國正面臨著普通工人供求結構的快速變化，同時，出現了一個非常負面的影響，就是很多制造企業的普工流失率非常高，嚴重影響了我們出口產品的質量，必須敲響警鐘，我們要重新確立“質量立國”的目標，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穩定職工隊伍，提高中國制造的質量。隆國強說，前些年講轉型升級一個重要方向是在微笑曲線全球價值鏈上提升價值環節，這是不錯的，但另外一方面現在要特別的強調，在我們已經會做的這些，哪怕是低附加價值的環節上要把它做到最好，把中國制造做的像德國制造、日本制造一樣，這也是具有現實意義。
　　此外，他還建議，大力推動成套設備的出口和服務外包；構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如推動中日韓自貿區、開拓中東歐市場，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