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和造勢了十年之久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FTA）終于邁開了實質性步伐。按照中日韓三國日前在東京召開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預備會議生成的計劃，三方將于今年三、四月在韓國開展第一次正式談判。對于占亞洲GDP70%和占全球國民生產總值20%的中日韓三國而言，其自貿區構建與落地所產生的經濟價值不僅限于區域經濟范疇，而且對活躍國際貿易程度和驅動全球經濟平衡具有杠桿意義。 
　　加強合作意義重大
　　世界范圍內區域經濟一體化腳步借助著經濟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斷加速，以致目前WTO的140多成員方陣中，近90%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區域性經濟組織。與此相比，亞洲卻顯得非常的不合時宜。目前，亞洲地區除了一個東盟外，其他國家都是散兵游勇，單打獨斗。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分別與東盟10國簽了FTA，形成各自的10+1局面，韓國還同美國、歐盟簽了FTA，但東北亞自己的FTA卻始終胎藏腹中，中日韓各自長期游離于未能整合的自我封閉體系之中，產業互補優勢和貿易互助能量受到了極大的抑制和貶損。
　　應當說除了國際貿易的發展生態倒逼著中日韓領悟到了構建自貿區的迫切性之外，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則進一步強化了三國構建區域FTA的一致性思維。從世界范圍內來看，雖然中日韓三國無論是從經濟總量還是貿易額都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極，但中日韓的主要出口市場卻依然過于依賴亞洲之外的經濟體尤其是歐美市場，這不僅容易導致三國經濟為歐美所“綁架”，同時也造成了自身經濟的不穩定，由此可以說，是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導致的歐美市場萎縮引起亞洲國家經濟的整體痙攣讓中日韓三國徹底感受到了加強內部經貿合作的必要性。
　　必須承認，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并不缺乏客觀而良好的現實基礎。從宏觀條件來看，目前，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總量在亞洲分別排第一、第二和第四，作為一個整體，三國的經濟規模在全球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而一旦自貿區建成，將出現一個人口超過15億的大市場，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起來的自由貿易區。從微觀條件看，目前中國是韓國和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是韓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日韓的貿易總額近6.4萬億美元，三國經濟聯系程度越來越緊密，其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愈加明朗。更加重要地是，中日韓的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互補性。相對發達的日本和韓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競爭優勢明顯，而中國的競爭優勢目前仍主要集中于資源或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上。正是如此，根據中日韓聯合研究項目的結果表明，如果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在現階段下，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提升1.1%~2.9%，日本將提升0.1%~0.5%，韓國將提升2.5%~3.1%。
　　談判面臨重重阻礙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中日韓自貿區而言，由于其特定的地位和角色，其所產生的效果不會只局限于自我經濟與貿易的改良之上。一方面，受中日韓自貿區經濟能量和市場吞吐量所驅動，亞洲經濟一體化特別是東亞共同體的實現將得到顯著加強；另一方面，由于自貿區帶來的區域內商品流動性的增強，中國的服裝、紡織等產品更多地流向了日、韓市場，日、韓的電器等工業品可以大規模地進入中國，由此可以縮小中國、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對平衡國際貿易產生應有的作用。
　　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日韓三國接下來的談判過程將會比較艱難和漫長。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可能成為中日韓自貿區推進的重要掣肘。中國屬于新興市場國家，日本屬于發達國家，韓國屬于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水平差距過大的國家間實施自由化貿易將會對有關國家的產業造成較大沖擊，由此必然引起國家間的憂慮和警惕。如中國制造業對日本高科技制造業的擔心、韓國對中國低端制造業的戒備以及對日本電子機械等工業品進入的芥蒂，還有日韓對中國農產品品的負面看法等；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結構差異的明顯，中日韓三國為推進自貿區建設所需要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的程度比較高，對不同社會集團利益的影響也非常明顯，其所產生的社會壓力和阻力相當大。例如日本和韓國的農業和農民長期受到政府的保護，許多外國農產品被拒之門外，中日韓三國若不能就農業問題達成共識，將是組建自由貿易區的最大障礙。
　　除了經濟方面的掣肘力量外，地緣政治因素也在無形之中干擾著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進程。首先，中日韓三國的政治互信度并不穩固，正因如此，三國尋求合作時寧可舍近求遠，而且這種局面從二戰后一直持續至今，改變起來并不容易；其次，目前日本與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爭執不休，日本和韓國在獨島歸屬上偶有齟齬，韓國與中國發生在黃海海域的漁業糾紛也時隱時現，三國的領土爭端成了FTA談判過程中的撕裂力量。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日韓看待中國的心理也在發生變化，一方面想從中國的增長中獲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實力增強會威脅到他們自身，這種矛盾的心理必然給自貿區的談判增加很多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