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印度對中國共進行了13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保障措施調查7起，特保措施調查3起，反傾銷調查2起，反補貼調查1起。阿根廷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案有1/4是針對中國產品的。2009年阿根廷對華啟動19起反傾銷調查，占同期阿根廷全球反傾銷案件總數的65.6%，比2008年增長了111.1%。今年1月初，阿根廷又對中國酚醛膠合板、油浸式三相變壓器和陶瓷、大理石及玻璃制瓷磚腰線發起反傾銷調查。
　　究其原因，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李俊受訪時分析說，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階段上大致相同，產業結構極為相似，在國際市場上彼此間存在較強的競爭性。隨著中國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新興經濟體與中國的貿易摩擦自然也隨之增多。
　　此外，絕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與中國一樣都奉行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當全球經濟走入低谷、歐美市場遲遲不能復蘇時，一向具備強大沖擊力的中國出口產品必然會尋找新的市場，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大量中國商品的涌入，使這些新興經濟體國內產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并迫使本國政府對中國產品采取限制措施。
　　貿易摩擦官司應訴有難度
　　業內人士指出，發展中國家涉華貿易官司其實并不好打。作為曾經的“被告”，溫州五洲進出口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天航對此深有體會。
　　2010年1月，阿根廷調查機關對本案作出初裁，裁定傾銷幅度為408.47%，并開始執行臨時反傾銷稅。據我國海關統計，2010年1～9月，我對阿出口一次性注射器的金額和數量分別下降了55%和57%。這期間，溫州五洲出口下降了79%。
　　當時國內受到波及的廠商共有21家，出口阿根廷的數量都不大，絕大多數企業都放棄應訴。但溫州五洲出口到阿根廷的相關產品金額達200多萬美元，占整個中國對阿出口量的半壁江山，因此選擇應訴。最終雙方達成價格承諾。
　　政府應為企業搭橋
　　經此一役，陳天航感到新興國家反傾銷案的應訴較之其他國家難度更大。“整個案子時間跨度達18個月。在此期間，企業準備應訴資料達8000頁，律師費（雙方）38萬元，翻譯及公證費連同其他資料費39萬元，合計77萬元人民幣。”陳天航說。
　　此外，由于地理位置相距較遠，語言和文化上存在差異，中阿兩國業界之間的溝通交流較少，這也為應對南美國家的貿易救濟案增加了難度。
　　為了此案，2011年2月，商務部公平貿易局副局長余本林率團出訪阿根廷，就推進業界合作化解中阿貿易摩擦、建立貿易救濟合作機制、敦促阿落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與阿方交換意見。五礦、機電、醫保等進出口商會組織4家涉案企業同期訪阿，與阿業界開展對口會談。
　　據接近商務部人士透露，除了企業積極應訴外，解決此類案件還需政府為企業搭橋，通過業界對話解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