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世界經濟走勢仍不樂觀，但也需看到陰中有晴的因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發布的世界經濟預測，進一步向下修正了今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預測值為3.1%，比4月預測下調了0.2個百分點。這是自2012年10月以來IMF連續第四次向下修正預測值，標志著世界經濟復蘇的速度持續緩慢下滑。今年9月，是雷曼沖擊5周年，世界經濟仍未擺脫危機陰影，漸入慢性病化。下半年全球經濟難見樂觀，但也開始表現陰中有晴的因素。
　　世界經濟增速連續下調
　　從IMF發表的世界經濟預測值上看，除了日本和英國經濟增長率向上修正外，其他所有經濟體的增速均被下調。其中，美國經濟下調0.2個百分點，降至1.7%，歐元區被下調0.2個百分點，為負0.6%，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負增長的地區，也是拖累世界經濟陷入亞健康狀態的主要負面因素。作為危機后持續拉動世界經濟復蘇的新興國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全面下調0.3個百分點，增速僅為5.0%。中國和印度經濟自去年中期開始進入緩慢增速下滑期以來，IMF的增長率預測值也是連續下調。IMF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為7.8%，比4月的預測向下修正0.3個百分點，印度經濟增長率降至5.6%，與東盟5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越南)持平。歐元區中持續表現較好的德國經濟，經濟增長率預測值也被下調0.3個百分點，為0.3%，法國和意大利均維持負增長狀態且呈下滑狀態。而執行積極的寬松貨幣政策，并設定通脹目標值的日本和英國，因國內消費活躍，純出口增加，帶動以服務業為主的全產業設備投資增加，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上調0.5和0.3個百分點，實質GDP增速升為2.0%和0.9%。
　　IMF普遍下調世界經濟增速的主要理由是美國經濟復蘇遲緩，歐債危機雖度過危險期，但經濟整體康復的結構尚未健全，仍處于結構修復和調整過程中，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依舊孱弱。另一方面，作為危機后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結構呈現分化，增速下滑，帶動資源能源需求萎縮，國際商品價格大幅下降。在此，俄羅斯、巴西等資源型經濟面臨發達和新興雙引擎同時低速運轉，資源、能源出口下降，國際收支惡化，乃至引起本幣貶值，進口物價上漲，貿易交易條件(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比)惡化，股市大幅下降，主要企業的市值總額打折而面臨經營困境，直接打擊了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經濟增速連續下滑，以至于原本以高增速為表現的“新興國地位”受到懷疑。
　　作為驅動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主要力量，亞洲新興國經濟雖表現相對增勢，但增速明顯下滑，部分國家表現增長失速前兆。自去年下半期開始，亞洲開發銀行也連續向下修正了亞洲經濟增長預測值。今年7月16日，亞行發表的以亞洲地區(不包括日本等發達國家)45國和地區為對象的經濟增長預測顯示，2013年“亞洲地區”實質GDP增速降至6.3%，比去年7月的預測下調0.3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主要企業生產還原遲緩，對發達國家的出口下降。中國出口下滑，直接導致東南亞對華出口下降，一度較熱的經濟降溫。金融危機后，東盟因與中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對華出口快速提升，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歐盟的中國主要進口方。中國經濟的快速復蘇，特別是消費和投資增加，成為拉動東盟對華出口的主要動力。當前，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事實上形成了投資、生產和內貿體系。由此，中國經濟的變動、調整，對東亞經濟的影響更加直接，中國經濟動向成為亞洲經濟的晴雨表，中國經濟指標也成為亞洲經濟的“先行指標”。
　　另一方面，鑒于東盟與日本經濟形成的投資貿易聯動關系，日元匯率與東盟出口緊密聯系，形成了正相關關系，即日元貶值，東盟出口競爭力下降，國際收支惡化，尤其是在東盟尚未根本改變“投資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前提下，國際收支惡化常常伴隨東盟經濟下滑。而“安倍經濟學”事實上導致日元對美元貶值30%，其對東盟的進出口影響重大。一方面日元貶值導致日本對東盟出口，特別是汽車、機電出口擴張，另一方面，又引起東盟對外出口下滑，企業收益折損，部分國家開始表現貿易收支赤字化傾向。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的起因之一，就是自1995年中期后日元美元匯率關系大反轉，日元對美元大幅貶值，致使東盟整體出口不振，各國經常收支普遍呈現赤字，同時，美日套利交易為主的資本流入膨脹，導致東盟資本收支大盈余，二者錯配。而東盟金融貨幣制度的突然變更，成為國際投機勢力全線拋售本幣、抽逃資本的直接誘因，引爆了貨幣金融危機，直至引發東亞全面的經濟危機。
　　東亞地區經濟風險不容忽視
　　今年后半期，東亞地區的類似風險更加明顯，不容忽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美國金融政策的變更，或將引發東亞資金流量流向的變調。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后，東亞成為過剩流動性涌入的主要市場，醞釀了地區整體性住宅等資產泡沫和通脹隱患，迫使各國相繼提息，搞與美國相悖的金融緊縮政策。其結果是在東亞形成了“資金二元市場”，即以公共投資為主的流動性剩余市場和以民間實體企業為主的融資困難市場并存，形成東亞特有的金融市場扭曲格局。如一方面東亞地區“不動產資產泡沫”普遍升騰，另一方面，實體企業的“設備投資”因融資困難而跟不上，致使支撐技術創新和生產率提升的金融資源錯配，產業結構扭曲。
　　而隨著國際市場上關于美聯儲政策調整預期的形成，東亞金融市場又表現了少見的先行動蕩。如5月22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聽證會上首次表態可能在年內逐次收縮貨幣供給量，6月19日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進一步描述了“退出戰略的幾種情形”，并首次變更了伯南克提出的失業率降至6.5%為退出前提，提示失業率降至7%時便意味著經濟進入復蘇軌道，而將6.5%定義為“經濟相當穩定復蘇”，引發全球市場動蕩，亞洲新興國市場資金外流。盡管7月10日，美聯儲改口，重申維持量寬政策，但新興市場的資金外流、貨幣貶值已成趨勢，由此導致的進口物價上漲成為困擾各國金融政策的新因素。包括印度、巴西和東南亞各國的政策當局被迫緊隨提息，反而加劇了實體經濟市場的資金緊缺，而各國政府直接干預匯率又導致外匯儲備大幅減少，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下降。下半年，美聯儲的政策動向仍是亞洲新興國經濟的主要風險。
　　二是在全球性超量寬政策下，東亞債券發行規模急劇擴張，地區債券危機的風險上升。據亞行6月發表的報告估計，截至2013年3月底，不包括日本的東亞地區以本幣計價的債券發行余額高達6.6890萬億美元，且增速驚人。其中，中國占3.937萬億美元，企業債券占主要份額，風險度更高。東南亞各國雖規模不大，但增速過快，如新加坡債券發行增長18.9%，菲律賓增長19.6%。眼下，國際市場上關于美國量寬政策變更的預期已經形成，任何時間退出都有可能。美國市場的資金開始從債券市場轉入股票市場，美國長期利率開始上升。一旦美聯儲變更政策，開始收縮貨幣供給量，恐將引發東亞債券資金大規模外逃。屆時，各國如何控制債券市場風險，或將成為東亞調控經濟的關鍵難題。
　　三是日本向東亞轉嫁危機的風險不可低估。在安倍經濟政策下，日本央行執行超常量寬政策，設定通脹目標值，推進日元貶值，促進進口物價上漲。而作為長期利率指標的日本“國債收益率”反而上揚，日本央行同時實現“通脹、日元貶值和長期利率下降”三個指標非常困難。國債收益率上揚意味著國債價格下降，反映的是作為日本國債的主要持有方，日本本土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開始脫手日本國債。而央行大規模買入國債，直接導致央行資產過度膨脹，日元信用面臨威脅，因此央行無法長期持有國債，必須找到出口，卸載包袱。在此，東亞成為日本最理想的轉嫁國債危機的場地。今年5月，日本央行與東盟主要國家達成新的貨幣合作協定，承諾用日本國債為擔保，要求東盟主要國家央行支持當地日本企業現地融資，以擴大投資。近期，安倍歷訪東南亞三國，與新加坡等正式達成協議，啟動新版貨幣合作計劃。而2012年6月，中日達成互買國債、日元與人民幣直接交易協定，日本向東亞轉嫁國債危機的渠道事實上已經打通。一旦美日金融政策變更，匯率關系逆轉，東亞各國或將不得不大量吃進日本國債，承接日本改革的成本轉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