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長跑。
　　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WTO，成為第143個成員。轉眼間十二年過去，從東部沿海改革到中部崛起以及最新提出的內陸沿邊開放，國內經濟開放由東向西推進。整體上看，國內對外開放的變化是明顯的，經濟開放度不斷提高，并逐漸滲入全球產業鏈分工。但亟待解決的問題也不少。
　　開放“三部曲”
　　國內經濟開放的進程大致有三個階段。1978年至1992年，歷經改革開放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實行對外開放定為基本國策，為此后的改革開放道路提供制度安排。次年，廣東省委提出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進來的想法。經多番論證，深圳、珠海、廈門、汕頭于1980年獲準設立經濟特區。而伴隨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內更是掀起了一波對外開放熱潮。記者從國家統計局官網上獲得的數據顯示，1978年對外貿易貨物進出口總額為355億元，而1992年躍升為9119.60億元；實際利用外資方面則在幾近空白的基礎上迅速發展，1992年實際利用外資額達到192.03億美元。
　　到了1993年至2001年間，國內對外開放程度明顯提高，對外貿易規模快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1993年，全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11271億元，到2001年則增至42183.6億元。而從2001年加入WTO發展至今，我國經濟更加深層次地參與國際貿易，并擁有一段較長時期的出口紅利，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2002年至2007年，國內經濟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為世界罕見。不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讓一路高漲的中國經濟有了冷靜思考的時間，勞動力和資源成本快速上漲，導致中國此前的勞動力成本優勢等相繼喪失，對外貿易增速有所下降。重新思考國內經濟的發展，依托人口、資源優勢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已經不合時宜。
　　通常來說，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度可以通過對外貿易依存度、服務貿易規模、境內外資金往來、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程度來體現。
　　作為反映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的重要指標，我國外貿依存度經歷了入世初期快速增加后從2006年67%的高點回落。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為47%，其中出口依存度為24.9%，進口依存度為22.1%。
　　“國家生產的產品肯定有一部分用于國內消費，一部分用于出口。若外貿依存度為100%，就說明生產與消費都依賴于國外進口，這個比例并非越高越好。”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兼職研究員黃濤表示。事實上，國家也在引導經濟朝著內需拉動轉變，而非過于依靠外需。
　　市場化革新
　　盡管入世后對外開放水平逐步提高，但從我國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廣度與深度來說，開放度并不樂觀。其中出口產品長期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為主，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還是很少，這種附加值較低的對外貿易格局成為經濟開放的短板。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3年1至11月我國進出口商品貿易總額為37704.92億美元，其中一般貿易總額為19898.02億美元，來料加工裝配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總額為12307.14億美元。“從海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目前加工貿易在進出口中的比重約占40%，換句話說，我們出口一塊錢的東西，其中四毛錢是加工貿易產生的。”黃濤表示，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不多。
　　從國際智庫公布的各國經濟自由指數排行榜來看，我國經濟開放度相對靠后。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發布的2013年世界經濟自由指數顯示，中國2011年的經濟自由度在15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23位。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中心主任魯桐在接受新金融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從市場經濟的自由化、開放度及自主性層面進行衡量的話，我國市場經濟充其量走了一半，尤其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沒有理順，政府審批權力過大，行業準入、公平競爭等方面需要改進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與社會福利方面還有很大改革的空間。”
　　人們普遍認為，在市場經濟下，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較多。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重點，希望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微妙的變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較之以往“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提法釋放出市場化的改革決心，并出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提法。而開放型經濟的關鍵在于實現要素、商品及服務在國內國際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最優配置。目前可以看到，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凸顯，比如上海自貿區試行的負面清單管理機制便是如此，還有最新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等，均致力于更大范圍、更廣視角地擴大開放。
　　開放型經濟的關鍵在于實現要素、商品及服務在國內國際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最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