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理論實際上就是新自由主義思想在金融學領域的展現,一度受到了西方學術界和政府的普遍歡迎。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兩位學者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分別完成了《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著作,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基礎。二人的核心思想非常接近。一方面,他們論述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作用,強調金融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們指出,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由于政府干預扭曲了金融價格,導致儲蓄不足和投資效率低下,阻礙了宏觀經濟的發展。只有通過減少政府干預,放松金融管制,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才能推動金融和經濟的發展。正如肖本人所說:“自由化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用市場去代替官僚機構”。
　　從20世紀70年代拉美地區開始推動金融自由化,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近40年來的全球實踐,人們對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的關系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首先,金融自由化同時具有增長效應和波動效應。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提出,就是為了解決如何通過金融發展帶動經濟增長的問題。實踐表明,一方面,實行金融自由化的大多數國家確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長效應,美國贏得了上世紀90年代的“新經濟時代”,而拉美和亞洲各國從各自的金融危機當中恢復過來后,在21世紀初都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大部分研究表明,這與金融自由化存在明顯的正向關聯。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實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國家都經歷了明顯的波動效應,多數國家還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危機。承認金融自由化的雙重效應,是金融自由化理論經過實踐后的一個重大進步。
　　其次,金融自由化的成效與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次序和速度有關。如何提高增長效應而盡量減少或避免波動效應,是金融自由化在理論和實踐當中至關重要的問題。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金融改革的初始條件、次序和速度是影響金融自由化效果的關鍵因素。但這僅僅是原則上的共識,在對初始條件、次序和速度的具體判斷上,意見分歧巨大。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實施自由化改革的國際環境不同,實際上很難對于上述問題給出唯一準確的答案。
　　再次,政府的適度監管與干預必不可少。在麥金農和肖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論時,他們并沒有提及金融自由化有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實踐證明,金融系統的非線性和非理性特征使其具有顯著的內在脆弱性,伴隨自由化改革以及金融創新而產生的市場失靈是經常發生的。“看不見的手”并不能保障金融市場始終處于均衡狀態,在個別時期,“看不見的手”甚至可能將金融系統引向崩潰。市場不是萬能的,金融自由化理論和金融創新浪潮中所蘊含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需要摒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一向崇尚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在全球率先通過了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隨后,在一定程度上向傳統監管思路回歸的《巴塞爾協議Ⅲ》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得以批準并逐步實施。可以看出,國際社會已充分意識到,全面而適度的監管,是維護金融市場正常運轉和保障金融創新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