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在由清華大學主辦、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和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承辦、《清華金融評論》協辦的首屆“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美聯儲前副主席科恩 (Donald KOHN)表示，中國必須放松存款利率，但是一定要把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政策有效的結合起來共同監管存款利率放松的過程，不能一下就放開。 
　　科恩表示，金融危機后美國創建了一些防范風險的機制，比如英美兩國建立了宏觀審慎制度。中國可以從美國的FAD在維護美國的金融穩定、監管放松以及政策利率方面、對金融中介的監管方面等經驗教訓中吸取經驗。他闡述了六個方面的經驗。
　　第一個經驗，他表示，中國存款利率如果放松的話，當然能夠更好的有效的有利于資本更有效的分配，但是這種監管同存款利率的放寬也會讓人感到畏懼，會帶來讓人擔憂的風險。80年代美國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現在中國對存款的利率上是有上限的。存款方實際上通過別的渠道，比如貨幣市場基金等，來把他們的存款利率變相的提高，這實際上也加大了市場中的一些風險。所以，銀行資產組合，期限更長。所以，它不能提供這種短期的高利率高回報，所以，他們就沒法吸取這些短期的存款，這就使得這些公司、還有銀行想追求高回報，他們就愿意承擔更多的風險，他們也想降低成本。
　　他認為，對這些商業房地產的開發商和房地產貸款的銀行們，就像美國在90年代初期做的，要提高金融穩定性、監管度。中國必須要放松存款利率，但是一定要小心謹慎的把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政策有效的結合起來，來共同監管存款利率放松的過程，不能一下就放開。而且一定要基于因地制宜，考慮到當地的金融環境和金融的政策，并且在給存款定一個合理的利率區間時要考慮是不是能夠基于滿足資本更高的要求、更好的基于市場的效率和趨勢來付融資的成本。
　　第二個經驗，金融中介的服務，當然為金融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但是也帶來了很多的脆弱性。一方面當然要去鼓勵證券和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發展，另一方面這些風險和開發出來的產品與投資工具一定要夠透明，“我們夠了解，知道它的風險在哪里，這樣才能真正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帶來良好的流動性，并且才能真正的為我們的宏觀的金融穩定的目標來服務。”
　　第三個經驗，監管放松和市場化的進程有時候也會帶來監管的套利。監管放松或者過嚴監管也會為市場帶來一些負擔，市場必須要嚴格的按照監管的這些參數去滿足它的要求，市場上的監管套利問題也要得到審慎的解決。系統的風險應該有效的通過一些另類的投資的渠道，有的時候通過另類的投資渠道，這種市場系統性的風險被放大了，或者被遷移到了別的地方，這是美國過去幾年發生的問題，這方面中國要吸取經驗和教訓。在講金融穩定的時候，尤其是從尾部風險，也就是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發生會帶來的風險和沖擊的時候，很多投資者都不會做好思想準備，沒有想到尾部的風險會擴大，所以，這時候宏觀監管部門就要介入了，宏觀的監管政策必須要盡可能的透明，必須要進行比如相關的壓力或者風險信息的公開披露，這樣才能幫助個人或機構投資者更好的去了解，使得市場參與者們真正的去參與，促進金融穩定。還有透明度，能夠幫助我們公眾政府來更好的做出判斷，是不是還有加強監管部門的能力，來加強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第四個經驗，宏觀審慎政策必須是全面的、強有力的實施，而且也要有效的與微觀審慎政策相結合，宏觀的審慎政策想要發揮作用主要通過微觀的審慎政策工具來傳導和實現，但是要考慮那些外部性的效應，這些相關的伙伴們，比如這些微觀的監管的審慎政策的實施者們他們必須要了解全局，了解這些大局的目標，他們要理解他們的目標，他們微觀的行動會對全局系統的風險帶來什么影響，這些微觀審慎政策的實施者們必須愿意分享數據，愿意分享系統性的風險數據。“從美國的經驗來看，我要強調美國的各監管機構，各相關方都必須要有效的分享信息數據才能更好的保護金融體系，才能更好的應對金融的風險，才能滿足監管者的要求。我不知道這樣的方式在中國適不適用，但是我覺得可能在監管過程中，所有涉及的這些機構一定要協同，共同來作用，才能保護金融體系。”
　　第五個經驗，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必須要因地制宜，但是宏觀審慎政策必須要包括央行，要發揮核心的作用，而且這些宏觀審慎的監管機構必須要愿意，并且有能力采取積極的政策和行動。有的時候在經濟發展階段和實施的期間不可能對整個的體系重新進行調整和設計，但是這樣的宏觀審慎政策，一是要包括央行作為一個核心主體，央行作為一個流動性的守門人，作為一個額外風險的對沖和監管者，央行必須要能夠嚴密的監管各監管的微機構，而且嚴密的跟蹤市場，并且有能力理解市場的風險，有技能，有人才真正的去評估跟蹤金融市場的創新和發展，才能真正的實現監管。二是系統性風險的監管者們他們必須要有效地相互協調，才能真正的有效去控制信貸的快速擴張，尤其是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資本成本低的時候，信貸高速擴張一定要小心謹慎，央行必須要有能力保證它的獨立性，而且這些證券交易所他們的監管機構和其他類型的監管機構在具體的監管流程和協同過程中必須要能夠保證他們一定的獨立性，“我不知道中國在這方面適用的方案是什么，但是這是我們的經驗和教訓。”
　　第六個經驗，宏觀審慎監管的機構必須要有能直接發揮實施他們的政策和措施，能夠有效地采取逆周期的調整和宏觀管理，這些監管機構如果他們看到無論是結構上的，還是周期上的這種風險在聚集的時候，他們必須要有能力，有工具箱，有政策工具能進行選擇，進行對沖，進行管理，這些政策當然毫無疑問最好是能夠取得各個機構的共識和支持，這樣才能來實現全體系的金融穩定。但是宏觀的審慎監管者們他們也必須要能夠及時的去應對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比微觀的監管機構要更快，更加靈活，更加迅速。“在英國FPC，我注意到他們一直在負責在巴塞爾3協定下來作為資本的緩沖期監管資本的流動，他們必須有快速通道，能夠迅速的把這些政策的信息傳導到微觀的監管者中，要求他們快速的實施，然后使得這些微觀監管者們必須要有效的來真正的發揮作用，成為一個逆周期的資本緩沖者。”
　　他表示，他不知道中國的情況是怎么樣，是不是能有效從宏觀監管機構到微觀監管機構迅速的傳導這些政策，能夠更好的保護金融體系。但他相信中國的監管放松當然會改善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生產力，這是長期的一個趨勢。但是短期來說，放松監管當然會帶來更多的風險，需要更多的監控，需要對金融體系更多的理解，尤其是對監管體系，對金融體系全體系的穩定性要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對資本、風險更好的匹配，基于市場信號這樣的一個資本的分配如何更好的管理，“我個人在英國和美國的經驗，我覺得如果對于下行風險沒有一個有效的保護，如果沒有一個全體系全局的觀點是很難真正防范系統風險的，中國金融機構也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相信你們未來能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