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既有深刻的國際背景，也有亞洲各國和地區自身的原因。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始于發達國家，但受傷較深的常常是發展中國家。由于高度依賴發達國家市場，本地又缺乏足夠成熟的企業，在此輪危機沖擊下，亞洲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也顯露出自身的脆弱性。

　　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一體化的歐盟模式受挫，東北亞局勢日趨緊張，這些內外“變量”都為亞洲未來走向增添了較大的不確定性。要打破這一“不確定性”，亞洲成員必須進一步提升共同體意識，摒棄以鄰為壑的思維方式，增加彼此之間的信任與合作，大力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當前亞洲經濟體之間相互高度依賴，但各國政策制定者仍習慣孤立地應對沖擊事件。例如，面對美聯儲的加息周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英國脫歐和印度貨幣改革帶來的沖擊，亞洲成員并沒有采取基于共同利益的聯合政策行動。反思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經濟之所以遭受重創，其最大的教訓就是亞洲各國和地區在危機面前各自為政。

　　有人也許會問，各國政治制度不一樣，意識形態也不一樣，真能走到一起嗎？應該看到，當今世界，無論何種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亞洲各國和地區都面臨著如何保持經濟增長的共同目標。因而，更高程度的區域合作和一體化有助于亞洲各國和地區實現其發展目標，也是亞洲經濟走出當前困境的必由之路。

　　事實上，當前中亞、中東、南亞、東盟等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有些則剛剛起步，需要資金、設備和管理經驗，這正是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所長。同時，亞洲各國和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互補性，通過合作，亞洲基礎設施的改善和互聯互通大有可為。在這種互補性基礎上開展產能、技術、裝備合作，既能消化輸出國的優質富余產能，又能促進接受國的工業化，并實現發展目標，可謂一舉數得。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是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的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