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產自澳大利亞的紅酒出口至中國被課以14%的關稅，如今這一稅率是5.6%，而到2019年這一數字將進一步下調至零；類似紅酒的產品有數百種之多，這些產品都直接從中澳自貿區（FTA）中獲益。

　　中澳FTA實施剛滿兩周年，雙方都有意向更進一步。根據今年初已簽署的《中澳自貿協定意向聲明》，兩國今年將啟動中澳自貿協定服務章節、投資章節以及投資便利化安排的審議，為適時啟動中澳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做準備。

　　在6月18日的首屆“中澳智庫年度經濟對話會”（下稱“對話會”）上，推動自貿區升級成為討論的焦點，在這一升級版的FTA中，中澳有望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開展服務貿易和投資談判，從而進一步擴大雙邊投資，推動旅游和醫療等領域的服務貿易，并引入更多“21世紀經貿議題”。

　　擴大醫療、旅游等領域服務貿易開放

　　在上述對話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表示，中澳FTA取得的實際進展主要集中在貨物貿易，作為一個高水平的自貿協定，還存在繼續深化拓展的空間。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首個對中國以負面清單方式作出服務貿易承諾的國家，中方則以正面清單方式向澳方開放服務部門，提升中國服務業開放水平是服務貿易的關鍵。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林桂軍表示，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中，中國已充分考慮了澳大利亞具有競爭力、所關切的服務業部門準入問題以及相關的國民待遇問題。

　　林桂軍認為，由于中國和新西蘭、和韓國都簽訂了相對高質量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使澳大利亞處于競爭中不利的地位，中澳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開放，有利于校正這一地位。他表示，中澳服務貿易覆蓋的范圍，將和中韓FTA、中新FTA類似，在此基礎上，一些部門對澳大利亞可能更為開放。

　　“比如，航空能力限制的取消，能夠更好地促進人員之間的流動，此外，澳大利亞在健康、老年服務、醫療方面取得的進展，會給中國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

　　曾直接推動中澳FTA發展的澳前貿易與競爭部部長克雷格·艾默生在對話會上表示，已簽署的中澳FTA也涉及到了服務，但有一些并沒有被包含進來，這主要包括法律、教育、電信、金融、旅游和醫療服務。

　　商務部研究院美洲與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長周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隨著FTA的達成，服貿領域很多企業已經在積極開拓對方的市場，有的是以投資的方式去開發，有的是以自然人移動的方式開發。

　　“比如在自然人移動方面，澳方提供了假期工作者制度和一些特殊的簽證制度，很多中國職業提供者對此非常感興趣，很快就把名額用完了。”

　　周密認為，中澳FTA的提升需同時需要引入電子商務等更多的“21世紀經貿議題”，根據雙方的需求去探討更為靈活的制度性安排。

　　林桂軍進一步表示，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需要澳方更多的服務供應商提供中間產品和中間性服務，從而推動中國制造業發展升級。

　　以負面清單推動投資便利化

　　中澳FTA升級也需要一個更高水平的投資協定。目前中澳之間已經有一個投資保護協定，當前需要對這一1988年簽訂的協定進行升級，制定新的中澳投資協定。

　　趙晉平表示，升級版的FTA一定要把高水平的投資協定包括在內，后者應建立在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基礎上。

　　目前的現實是，盡管從2013年中美投資協定談判（BIT）開始，中國開始在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基礎上推動投資協定的談判，在去年9月，通過人大對四個和外資相關的法律的修訂，中國也初步建立起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體制，但中國還沒有形成已經有實踐的投資協定。

　　趙晉平表示，對中方而言，中美BIT談判雙方所談到的關于投資總額開放的標準已非常接近，盡管特朗普政策可能會對協議的達成造成影響，但中方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談判框架和具體成果，這在中國和澳方開展投資協定談判時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價值。而澳大利亞在參加TPP談判中，對投資領域也采取了非常開放的態度。

　　他表示，中國與美歐沒有FTA基礎還能單獨談判投資協定，而中澳已經有了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協定，在新的FTA框架內完全可以加入投資自由化的內容。

　　克雷格·艾默生指出，相較于之前中澳FTA正面清單的談判方式，新的FTA有可能使用負面清單這樣一種“更具有雄心、水平更高”的談判方式。

　　周密表示，在FTA簽署前，中澳雙方的投資額已經出現了明顯增長，在投資成效上，由于中國企業到澳大利亞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礦產品領域，此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調整使這部分投資面臨著非常大的壓力，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漸復蘇，這種壓力正在減小。

　　周密認為，升級版的FTA應更多地納入地方合作的內容，目前中澳之間各地有30多個友好城市等各類合作機制（不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的合作），如果能通過FTA歸納與整合這些機制，可以有效降低合作機制碎片化帶來的“意大利面碗效應”，降低企業的成本。

　　此前的中韓FTA將中國威海和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作為地方經濟合作示范區，周密認為，已有的經驗表明地方合作將有可能納入到雙邊自貿協定之中。

　　共同推動RCEP談判

　　在商務部研究院院長顧學明看來，隨著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兩國在RCEP談判過程中的訴求也更容易趨近。

　　“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協調各自立場至關重要，而有了自貿協定，雙方的立場協調就容易找到共同的基礎。”顧學明稱。

　　趙晉平同樣認為，要把RCEP談判看作是中澳自貿協定更大層次、更寬領域的延伸。“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只要在某一個雙邊的協定談判中取得了突破，很快就能夠在面對其他的雙邊談判，甚至是區域多邊類似的協定談判中都取得同樣的進展，這是一個規律。”

　　當前中澳同時在參加RCEP談判，目前這一區域FTA已經結束了第18輪談判，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一自貿區的談判難點在于，16個談判方各自情況復雜、開放度不一。

　　對此，趙晉平表示，在推動包含16個成員的RCEP時需要兼顧各方需要，盡可能使其成為一個更加普惠、被各方所接受的協定，如果一些成員在短期內無法接受大多數成員所形成的高水平自由化的框架和模式，可以以過渡期的方式，或者是單獨例外的方式達成協議，比如16個成員可以有15甚至14個成員先就初步貿易自由化達成協定，再逐步使其他成員加入。

　　在上述對話會上，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還表示，中澳兩國可以積極考慮將澳大利亞的“北部大開發”和“國家基建計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有效的戰略對接，進一步擴大兩國合作領域，提升合作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