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而這一重大國家戰略，對于深入實施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需要強調的是，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離不開創新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京津冀區域物流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情況下，建立完善的物流業創新政策體系，對加快市場一體化進程、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創新政策的兩大分類
就現階段來看，京津冀物流創新政策可以分為兩類，即供應導向型物流創新政策和需求導向型物流創新政策。
供應導向型政策。京津冀的供應導向型物流服務政策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
其一，利用京津冀各主體技術、資金、知識和技能等方面優勢資源進行整合和合作，提供基礎性服務設施。一方面可以通過創新基金、風投資金等進行資金整合，在各級企業創新基金鼓勵公共服務投資，通過商業支持和合作平臺促進物流服務創新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創建京津冀協同網絡中心，并通過網絡平臺進行資源和服務整合與優化，促進相互之間的交流，打破信息不對稱壁壘，提高物流服務創新和水平。
其二，聯合物流領域專家和優秀管理團隊，整合物流從業人員來幫助物流企業識別服務創新機會。通過服務與創新設計、企業管理理念和模式、提升企業管理人員的能力等方式來推動物流企業服務創新的能力。
需求導向型政策。目前，物流業已成為我國服務行業中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但有關物流創新政策的研究還是相對較少，而京津冀物流需求導向型政策同樣有以下兩個特點：
其一，運用政府的公共服務權力，鼓勵物流企業開展服務創新。推出小企業研究計劃對企業參與解決公共服務，在資源瓶頸的市場需求基礎上的采取限購措施，允許以創新的方式滿足物流企業的采購需求。
其二，采用公共服務第三方外包策略，提供有效的服務與方案。政府通過共同授權、購買協議、合同外包等形式交給社會機構來承擔，給社會性組織和非營利組織資源發揮自己特長的空間，給社會上的創新解決方案提供更好的指導。一方面通過創新來減少公共服務成本；另一方面通過政策執行與服務利潤驅動消費者購買的產品和服務。
制約發展的因素分析
自2014年國家把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后，京津冀三地已經出臺了上百項有關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政策，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提到“要加快三地物流業的協同與發展”。
然而，由于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存在著較大差距，物流業的發展也存在著參差不齊，對于物流創新政策也存在著不同。
從近幾年各政府部門網站顯示，北京發布的物流相關政策最多，河北發布的物流相關政策最少，處在中間的是天津，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經濟發展程度和地區的重視程度。
通過比較與分析，筆者發現，京津冀現有的物流政策還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政策體系不健全，京津冀政策之間銜接弱。國家雖然出臺了許多相關政策，但這些政策的出臺主要是為了支持國家政策，或者針對某一具體問題而制定的政策，沒有相互關聯的政策之間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相互抵觸，政策執行混亂，執行效率低下。
另外，京津冀三地各自出臺的政策主要針對的還是重點加強本地區的物流發展為出發點，對于相互之間的物流聯動發展較少，不能有效的形成完整的物流生態鏈條。
第二，沒有權威的統一機制和機構，物流政策的支持力度和落實力度有限。各地的物流政策基本上都是從本地的官方機構來發布，由于各主體之間發展水平差距，使得在扶持力度上存在著差別，而三地之間的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不利于京津冀三地協同發展。
同時，各地區的物流現實狀況不同，沒有專門的權威機構來進行統一的組織協調，使得京津冀三地發布相關的物流規劃和方案導致各自為政、同質化嚴重、缺乏聯動等，不利于形成協調發展和分工明確的物流發展體系。
第三，物流政策前瞻性不夠。京津冀物流政策往往是緊跟國家發布的重大物流創新政策，物流政策發布往往針對已經出現某一具體的問題，物流政策往往比較滯后，不能有效、快速地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京津冀三地在物流信息化、物流基礎設施、物流發展程度等方面存在著不同，物流政策的前瞻性對于推動京津冀物流業協調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尋求共贏的解決對策
基于上述問題，筆者針對我國對物流政策服務體系提出了以下三點建議：
一是成立和完善物流服務創新治理結構和機制，強化物流企業在服務創新中的地位。建議逐步設立獨立的物流服務創新政策機構，比如發起官方和民間物流團體及組織成立京津冀物流發展聯盟等組織或機構，協助政府制定物流服務創新政策；如已成立的京津冀物流標準化聯盟，提高京津冀三地的物流作業和運作效率，加強上下游企業對接及合作，提高物流標準化的通用性，搭建京津冀地區企業間的交流與合作的平臺，推動京津冀區域物流標準化水平；采納社會物流企業創新方案與方法，將服務物流企業和社會公眾納入到物流服務創新治理結構中，充分利用公眾智慧，推動京津冀物流業走向新的高度。
二是加強需求導向型物流政策制定和引導。目前，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方面，我國重視的重點基本上在供應導向型政策，而需求導向型方面則存在欠缺，應該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需求導向型的物流服務創新政策和方案，加強政策引導，進行充分的調研和聽取社會物流組織的呼聲和建議，從物流服務創新戰略的基本出發點，滿足物流中小企業在物流服務創新政策的需求。
同時，設計面向中小型物流服務企業的京津冀協同網絡中心、協作交流與合作平臺、共享創新平臺等資源，廣泛運用業務指導和研發指導等，比如在教育領域已成立的“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研究中心”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院”等專業性組織。而物流業也可作為借鑒，來加快推動京津冀三地物流的頂層設計和加快發展。
三是率先試點和制定促進物流業發展的創新激勵政策。物流業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服務體系，在全球經濟和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京津冀地區積極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影響力的大都市為核心的經濟圈和城市群，已經成為當前區域間經濟競爭的主要載體，但這都離不開物流業起到的基礎性支撐作用。
筆者認為，京津冀可在全國率先試點促進物流業聯動發展的各項物流政策和方案，加強物流業與其他行業聯動發展、率先推廣云計算、物聯網、云計算等先進物流技術應用政策和建立物流信息大數據收集與共享等制度實現資源的、科學合理利用，來完善京津冀物流政策體系，進而向全國推廣和應用，比如率先選擇北京作為物流標準化試點，進而推動整個京津冀物流標準化。而政府組織可以通過與各大物流企業的信息共享和業務互動，比如首個跨區域的眾創聯盟組織，物流業也可借鑒成立相關的官方或民間組織和機構，從而形成深度合作的戰略伙伴關系，以此來實現指定物流政策的合理性和前瞻性。
（根據作者在北京物資學院學術論文賽中參賽作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