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私有化的金融體系結構性地瓦解了。過度的財務杠桿制造了巨大的泡沫，并將資本轉化為數以百兆計債務。 
　　過度的杠桿，是因為對債務來源、住房抵押貸款擔保的結構和交易、對沖基金、信貸違約掉期、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創新工具的監管不足。格林斯潘已經承認了他的失誤，這是一個不祥的信號，因為我們還只看到冰山的頂部。在房地產泡沫后，我們會看到消費信貸和汽車貸款的瓦解，信用卡違約已達到7%，汽車貸款也開始松弛。 
　　我認為，美國政府向全世界發行優先股不會起作用，因為沒有充足的資本來吸收天文數字的債務，而金融機構正在收歸國有，金融行業也處于收縮。剩余的私有資本將持續通過政府債券和向下的貨幣投機套利尋求自保，但考慮到通貨膨脹，政府債券實際上沒有收益；政府對金融的干預將是通貨膨脹的火藥桶，只是現在還看不到結束。 
　　蕭條中的品牌價值將降低 
　　西方世界處于技術性衰退中，金融服務業的瓦解已經造成大規模的裁員，占全美GDP70%的零售業將是下一個受到影響的行業，零售業處在負增長，并將遭到信用限制的打擊。商業房地產和品牌權益也將會下跌。 
　　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將以較低的比率保持增長，這將給他們的城市化進程帶來困擾。但是，相比需要與負增長作斗爭的西方國家，東方國家能較好地處理增長的下降，這種東西方增長的不平衡可能會持續較長時間。 
　　危機發生前，西方國家變成了一個消費型的金融和技術社會，而東方已經成為工業化的經濟體。美國最大的錯誤是他拒絕向每一個購買者出售先進的技術和武器——這是它在實體經濟中唯一增長的行業，來平衡它的貿易赤字。美國的外貿政策壓制了實體經濟。西方制造和銷售信用，而東方生產產品并向價值增加邁進。 
　　只有當有信用去轉化債務，債務才是可控的。現在，當西方國家的信用遭到破壞，債務不得不貶值。東方國家的工業生產可以通過減少變動成本進行管控，在困難時期，這些比金融更具有靈活性。 
　　眼下，全球經濟增長并非源自西方，對替代能源的追求被正在降低的原油價格所損毀，股票權益將跌到實體經濟的水平，而且很難衡量實體經濟是怎樣的。美國的農業只占經濟總量的3%，制造業為經濟總量的9%，傳統上擁有占GDP較高比例的制造業的歐洲經濟，在沒有零售的擴展作為補償的同時，其經濟正在迅速下降。我們將看到急速上升的西方失業率、政治混亂、保護主義和社會動蕩。 
　　在蕭條時期，品牌價值作為感知的價值，隨著儲蓄變得更重要而失去了很多價值。消費者將轉向僅重視對產品本身的估價。當品牌的價值在西方國家下降時，它將在東方國家得到加強。而品牌所展示的財富則可能遮蔽了其真實的債務。 
　　在這次危機當中，金融營銷技術和管理創新由于沒有監管的限制而創造了復雜和令人費解的金融工具(住房抵押貸款擔保、信用違約掉期、回購和其他工具)并銷售給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為獎金所激勵而購買卻沒有去詳細研究這些產品。這對消費者和金融機構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在危機的應對上，僅在宏觀層面上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夠的，微觀上，消費者信用和產品營銷應該同時需要得到監管。甚至有了緊縮的信用，狡猾的放貸者會設計并銷售新的產品賣給那些急于擺脫困境的消費者，千方百計把這些單據賣給正拼命維持財富管理生意的交易商。這些活動將會使事情變得更糟。 
　　政府將不得不授權零售交易管理機構去監督和限制產品的供應和需求，營銷也需要被監督，在極端情況下，違法罰款是對欺騙性發明的唯一懲戒。同時，品牌應該被強制要求變得負責任，在更深的衰退中，我們將看到大規模的從品牌到價值營銷的轉變，即從感知的價值到實實在在價值的回歸。 
　　停滯的十年或許在美國發生 
　　美國處在衰退中，衰退期將被拉長。在金融機構國家化的過程中，我們并不是經歷一個循環而是一個結構性的改變。這需要經過長時間才能達到穩定狀態并獲得信任。同時，公司和家庭的破產將導致緊縮，而不僅僅是生活方式的改變。 
　　美國的失業率已達到7%，而且可能躍升至9%。當公司在下一年度做出調整以應對疲弱的圣誕采購季節的時候，失業率就會攀升更高。圣誕節的銷售一般占到全年度零售額的30%。圣誕節過后，公司將會在國內市場采取緊縮政策。只有70%的年度零售額，國內對雇傭的緊縮幅度也將會是非常大的，我們可能看到一個日本式停滯的10年，它在那里發生過，也可能在美國發生。 
　　而東方國家經濟將持續增長，雖然比率較低，但擁有龐大人口的增長比人口較少但沒有增長的經濟更富有吸引力。美元的強勢將減少其出口，政治的熱情使得保護主義對恢復國內生產的企圖失效，而個人和家庭積蓄的傾向不支持國內制造業的復興。 
　　出口的下降使美國不得不從事它多年以來一直抵制的事情——為貿易平衡和盈余而銷售先進的技術和武器給有購買力的國家。 
　　為了降低勞工成本，以恢復低成本產品的生產和拓展國內消費需求，美國的人口數量將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而增長，貿易保護主義者將協助這種所期望的復興。保守資本將繼續尋找基于美國軍事保護下的安全的財富天堂，投資資本和國內管理人才將投奔東方正在增長的市場。外匯儲備將為東方對西方資產的并購籌措資金。 
　　相比美國，歐洲面臨更大的困境，他們將有更長的衰退、政治分離、貿易保護主義和生活方式的降低所帶來的痛苦。歐元會變得與美元等值或更低，甚至，它作為一種貨幣可能解體。歐洲憲章沒有得到通過是致命的，如果它沒有能夠在繁榮時期得到通過，那它肯定不能在每一個國家都關注其自身生存，而不相信任何確保生存的共同協議的時候得到通過。在統一行動上，歐洲的國家情況有太多的不一致，在強國都難于自保的時候，他們不會向弱國伸出援手。歐洲在支持資本的形成中有太多嵌入的福利，在一個高失業率的歐洲，對福利的降低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動蕩，經濟會癱瘓，這種經濟癱瘓比停滯更加嚴重，經濟停滯的社會還能夠運行，癱瘓的社會無法運行。 
　　中國將增長其全球力量 
　　中國將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下降到9%，而且可能降低到7%，但中國仍然保持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穩定的預算和可控的債務。引人注目的是，中國零售業上升了30%，上一季度出口增長了28%，中國所建立的廉價商品的生產模式在糟糕的時期幫了中國的大忙，因為現在全世界都需要便宜的商品。 
　　中國將維持它持續出口順差狀態和國內經濟增長的平衡，中國的政策正在誘導和促使儲蓄進入國內市場的消費擴張中。這樣的平衡看起來是個奇跡，但它會實現。 
　　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支持中國企業對海外生產、品牌和渠道資產的并購以獲得更高的利潤。渠道的高額利潤可以抵消高的生產成本，而所在國家的生產和分銷可以抵消保護主義，充足的經濟增長可以保持內部的和諧，對技術的投資產生有競爭力的產品和先進的技術，中國將增長她的全球力量。當中國擁有基于其生產體系上的可靠技術，它將使人民幣可兌換，甚至變成全球儲備貨幣。 
　　全球衰退狀態的延長對廉價商品有更多的需求，那就是關注價格和價值而不是溢價品牌商品。中國通過它的國家政策、低勞工成本、工業運作、企業家文化和供應鏈管理而熟練地掌握了廉價商品的生產。為提前應對全球保護主義的威脅，中國應該出口它的生產體系而不僅僅是產品。只有當擁有了在國外消費市場的當地生產和市場渠道，中國才能在這些衰退的市場中填充它生產的廉價商品。考慮到分銷渠道的高利潤因素，它能通過渠道利潤抵消高的勞工成本而實現比國內的競爭對手更低的總成本。中國在國外市場的生產和分銷因就業和稅收的考慮將被(勉強)接納。 
　　中國可以把深圳經濟特區的模式移植到國外市場，深圳經濟特區在建設、生產、物流和營銷方面擁有一體化的公共資本支持，激勵性的政策、補貼和私人投資。中國可以在美國和歐洲發展中美和中歐經濟區，中國政府以及省市政府可以通過保留稅收收入支持海外企業，美國州政府和歐洲國家將因能減緩失業以及產生新的當地稅收而歡迎這些企業的進入。這些經濟區會與當地的企業建立伙伴關系，但中國企業將聯合控制生產、品牌、物流和渠道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