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廣，也對我國經濟形成了嚴峻挑戰。如何認識我國的經濟形勢?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這里談談我的看法。 
　　最嚴峻的挑戰
　　我國經濟在2008年下半年的快速下滑是內外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部需求急劇收縮是外部推動力，而國內經濟周期性回調和結構性矛盾則是重要的內在因素。
　　我國經濟的周期性回調事實上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經顯現，國際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加劇了這一輪下滑的趨勢和深度。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我國經濟就已面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投資增長偏快、信貸投放過多、外貿順差過大、流動性過剩等問題突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從金融領域向實體經濟領域迅速擴散和蔓延，與我國經濟周期性回調疊加，加大了我國經濟深度下滑的壓力。
　　雖然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部門的直接沖擊不大，但我國無疑是實體經濟受沖擊最大的國家之一。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外部需求急劇收縮，使外貿出口增速大幅回落;二是工業部門生產加速下滑使庫存大量增加，產能過剩局面更加嚴重;三是內外因素疊加使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四是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加劇，使就業形勢趨于嚴峻。隨著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狀況從沿海向內地、從出口行業向其他行業、從中小企業向大企業、從下游產業向上游產業擴散，就業壓力不斷增大，城鎮新增就業崗位人數增速從2008年10月份開始下降。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國際金融危機仍未見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在加深和蔓延，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強度和影響深度都將明顯大于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亞洲金融危機時，主要出問題的是全球經濟體系中比較次要的地區，此次危機時則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地區出了問題;亞洲金融危機時，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受影響不大，此次危機時則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消費市場受到重創，經濟恢復也將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是很高，此次危機時則是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相當之高，2008年為67%，比1998年的31.8%高出1倍多;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經濟已經歷了1993年以后持續數年的宏觀調控并實現“軟著落”，此次危機時則是我國經濟在持續5年高于10%的高增長后才剛從高位開始回調。
　　調整期的2009年經濟走勢
　　判斷2009年的經濟走勢，需要從我國經濟的中期趨勢去把握。我國經濟正在從“繁榮期”進入“調整期”。調整期的持續時間取決于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也取決于化解過去多年聚積的矛盾和問題的能力。影響我國經濟復蘇的兩大因素，即外部市場需求復蘇和國內經濟周期性、結構性調整，在短期內難以完成，我估計這需要2—3年的時間。2009年下半年我國經濟可能止跌回穩，但在底部需要一個調整過程，這一輪經濟復蘇很可能是“U”型復蘇。
　　首先是外部需求和出口短期內難以恢復，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目前還在繼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消費市場受到重創，通過金融杠桿化膨脹起來的消費需求正在經歷“去杠桿化”過程，透支消費模式面臨巨大調整壓力，同時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
　　其次是經濟周期性調整需要一個過程。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非常嚴重，除了出口增速大滑，房地產市場調整也使房地產投資增速明顯放緩。制造業和房地產都需要一個較長的“去庫存化”過程。
　　第三是經濟結構性調整所需時間更長。從表層上說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國內工業生產快速回落和投資下降，但深層原因是過去幾年經濟高速增長聚積的結構性矛盾加劇。這種矛盾，不僅表現在需求結構上，內需和外需增長不平衡，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不協調，經濟增長過度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而且在供給結構上，也表現為低附加值產業比重過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
　　展望2009年，我國經濟減速的壓力有可能繼續加大，出口、投資、消費3大需求都面臨下行壓力。
　　首先，出口有可能大幅回落甚至出現零增長。外需是拉動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占80%)，匯率、退稅、勞動力成本等因素的作用有限(合計占20%)。雖然已經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外部需求急劇收縮將導致企業訂單大幅減少，出口嚴重下滑的趨勢短期內難以扭轉。
　　其次，投資需求增長將明顯放緩。受出口對投資的帶動作用減弱、消化房地產存量和工業庫存的影響，投資增速將明顯放慢。
　　再次，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的動力減弱。隨著就業形勢趨于嚴峻，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增長趨緩，城鎮特別是中等收入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縮水，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可能難以延續。
　　總體看，2009年上半年仍將延續2008年下半年經濟下行的趨勢。考慮已經采取的刺激經濟舉措，全年實現8%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實現，但十分艱巨。若再考慮到各種不確定因素，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低于預期，擇機適度加大政策力度仍顯必要。
　　短期政策和中期調整戰略相結合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蘊藏著重大的戰略機遇，我們要抓住機遇謀發展。從一定意義上看，2009年是扭轉經濟下滑和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之年。要遏制經濟快速下滑趨勢，并化解過去多年聚積的結構性矛盾，為更長期、更健康、更可持續的發展創造條件，必須遠近結合，標本兼治，把保增長與調結構結合起來，把短期政策與中期調整戰略結合起來。短期政策應立足保增長，遏制經濟過快下滑;中期調整戰略應著眼于“促轉型”，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第一，短期政策應進一步加大遏制經濟過快下滑的力度。
　　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能有效抑制投資和消費需求的下滑。政府增加投資和公共服務支出，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有效增強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按照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平均比重計算，若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按照20萬億元計算，相應規模應該達到7000億元左右。因此，建議將今明兩年的中央政府投資規模擴大到14000億元，今明兩年各7000億元。從財政赤字率來看，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對危機仍有較大空間。
　　還應加大結構性減稅的力度，可考慮進一步降低中小企業稅費負擔，更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的增長，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進一步加大對低收入群體補貼力度，加大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支出力度，以結構性擴大財政支出，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
　　當前還應加大穩定外貿出口增長和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政策力度，加大實施更加積極就業政策的力度，加強對就業困難群體的幫扶力度，把幫扶返鄉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就業作為重點。
　　第二，中期調整戰略應以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為核心。
　　中期調整戰略要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在需求方面，增加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步校正“出口—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供給方面，提升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改變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的狀況。
　　首先，要以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為重點調整需求結構。城鄉居民消費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因此，要以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為重點，調整國家、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要較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對教育培訓、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的支出，降低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分擔比例，消除因公共服務供給不足而出現的“預防型儲蓄”動機;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把職工、城市個體戶等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并盡快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要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向政府上交紅利和紅利收入主要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制度規定。
　　擴大城鄉居民消費的重點應是擴大農村居民消費，這不僅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途經，而且對于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調整城鄉二元結構也有重大戰略意義。我國農村消費潛力巨大，只是由于農民收入偏低和缺乏社會保障而受到抑制。從中長期看，除了繼續增加農業補貼，為農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還需加快推進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逐步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水平，加快發展農村金融，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其次，要以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為重點調整供給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突破，不僅是擺脫金融危機的重要途經，也是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大戰略舉措。要加快實施10大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和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確定的16項重大科技專項;要通過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突破制約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發、設計、標準、技術服務、供應鏈管理、專門化分工等關鍵環節，提升產業的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要適應制造服務化和服務知識化的發展趨勢，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部門，提升制造業的知識技術、人力資本含量和附加值。
　　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根本上在于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要加快理順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繼續推進天然氣、電力、供水和污水處理價格改革，推行市場化的資源節約新機制。
　　再次，要以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為重點加快改革進程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最根本之道。要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適當增加地方政府稅種和稅收分成，擺脫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促進財政體制更加公開透明，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繼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最大限度地縮減核準范圍;繼續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對社會資本開放;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繼續提高金融市場的民營化程度，加快利率、匯率的市場化，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