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上海正處于經濟轉型期。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產生原因、發展趨勢等還眾說紛紜，但是對上海來講，必須抓住世界產業經濟低迷、調整的機會，改變上海長期以來服務經濟占GDP總量徘徊在50%上下的局面，達到同類國際大都市70%以上的水平，實現“彎道超車”。為此，就需要我們在努力提升上海服務經濟硬實力同時，在進一步優化環境、突破障礙等軟實力上出手也要快，動作也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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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有效降低政府的行政審批成本，將是關鍵之一。這幾年，上海為降低商務成本做了大量工作，在加強行政執法公正、透明、效率等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不過，相對商務成本，行政審批成本往往會與企業期望和計劃相差更大。當然，其中部分有企業自身原因，但是也不排除個別部門和個人的不作為而加重這一成本，有的甚至使項目變得不可行。
　　據筆者調查，現在在審批、執法環節的主要問題在于：審批時間不確定，沒下文；手續環節隨意和企業花錢買太平；行業審批標準陳舊、矛盾；對少數部門和個人不合理的行為，要有相應可行的信息反饋與投訴渠道。說到底，企業所期盼的還是政府的鼓勵、指導和服務。
　　現代服務業業態很多，有些起步時很小，各級行業組織審批扶持政策等應一視同仁、平等對待，鼓勵多種形式的創新和“草根”的創業。同時，要適應于服務業模式的新變化。過去像現代物流、采購、IT服務業等很多是“大而全、小而全”，現在要剝離、要外包。一方面，要在營業稅、各種資源上面鼓勵和支持；另一方面，在項目審批、行業標準等方面，也要有新的變化，要適應于這種變化，不能拿過去的標準去套。
　　政府部門只有促進鼓勵生產企業服務外包，這樣才能讓生產企業將其主要精力專注于核心競爭力的開發上。那些與企業經營發展密切相關但又不屬于企業核心競爭力范圍的活動，如物流、維修、后勤服務等，在服務業發達的市場里，企業就可以“外包”給第三方專業服務企業來進行完成。否則，企業會因為將精力過于分散在那些自己并沒有比較優勢的活動上而喪失競爭力。而這，就涉及資產、人員、稅收等問題。
　　還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用發展制造業的標準模式來套在現代服務業上。
　　首先，不能用制造業銷售額、投資額等標準來衡量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盡管“絕對值”不如制造業，但“相對值”并不比制造業差。這可以從每億元投資帶來的GDP、地方稅收、吸納就業、單位能耗等四個核心指標上來作對比。其次，現代服務業的搞法與制造業不一樣。服務業的發展更多要靠發現潛在需求、創造需求，從而擴大需求，而不是簡單地追求投入數量和硬件先進性。所以培養現代服務業要耐心，不能貪大求快。最后，要看到發展現代服務業對發展先進制造業的有效促進作用。發展現代服務業能夠細化和深化專業化分工，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在現代經濟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此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目標不要片面求“第一”，更要做“唯一”。上海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戰略和盈利模式要避免片面追求規模，不要簡單把成為中國第一等作為發展目標，更要把塑造上海服務業獨特核心競爭力列在首位，做“唯一”和“隱形冠軍”。
　　我們可以看到，倫敦盡管目前貨物吞吐量非常小，卻還是因為是全球航運信息交易等中心而成為無可爭議的航運中心，對全球航運市場擁有巨大的話語權。一個城市要做實體航運配送中心，建立起來快，但消失得也可能快。可是做航運現代服務中心，耗時長，但不容易被取代。如果能走通這條路，以后上海就能不再單純依賴于集裝箱箱量的增長，也能穩坐世界港口的龍頭地位。
　　當下我們還要沉下心來思考的，是如何保護和促進中小現代服務業企業的發展。從宏觀政策來看，我們出臺的一系列應對金融危機的刺激經濟方案，絕大多數政策都給了大型骨干企業，中小企業較少獲得實惠。各項刺激經濟的財稅優惠政策、扶持政策，從表面看，對中小企業還是有利的，但實際上，能夠真正享受到這些優惠政策的中小企業并不多。這是因為，在市場受阻、效益下滑的情況下，沒有生產、沒有效益，政策中的優惠部分就很難落進中小企業“腰包”。
　　近日，美國政府出臺了一項小企業救助計劃可供借鑒。美國計劃從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中劃出7.3億美元，用于降低小企業借貸成本。同時，斥資150億美元，解凍二級信貸市場，并要求接受政府救助的21家美國大銀行，每月報告給予小企業的信貸金額，以此促進金融企業向小企業提供更多信貸。
　　當然，發展現代服務業需要一批龍頭標桿企業，這需要通過市場的競爭來實現。同時，也要適度加大、加快現代服務業資產整合力度，實現優勝劣汰，通過政府推進，企業自愿，以市場化方式形成一批龍頭標桿企業，以帶動整個生產性服務行業的發展模式升級和服務業水平的提高。